东西问·人物 | 王佐良：于诗歌中看见真的灵魂

　　中新社北京8月13日电 题：王佐良：于诗歌中看见真的灵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天

　　王佐良的头衔很多，比如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外国文学组组长，但在他的心里，排在第一位的或许是“诗人”。

　　从清华到牛津再到北外，命运让他成为了一位有着诗人灵魂的大学者。

　　他曾说，诗贵真实，除细节、情绪和气氛的真实外，还有一种更高的真实，那就是说真话，用最大的热情描绘心中理想。他所译介过的很多诗歌都拥有这种更高的真实。

　　济慈名句或是其中代表：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心在文学课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个北外学子都会听到三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他们是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级同班同学，后都出洋深造。1949年，三人回国，进入北外英语系任教。

　　1958年，时任英语系主任的王佐良要给大三学生开精读课。当时的学生张秐回忆，走进教室的王佐良，浅咖啡色西服配墨绿色领带，风度十足，不同流俗。他上课从不带笔记本，手里只有几张卡片，偶尔看上一眼，绝大部分时间都凭记忆侃侃而谈。

　　那时，上课资料以《北京周报》、苏联《真理报》英文版为主，英美文学很少触及。一次，王佐良介绍了莎士比亚，并说他的十四行诗大家可以读一读、背几首。他还提到，自己每年都读一遍《傲慢与偏见》，虽然这书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比没什么了不起，但奥斯汀把英语的语言之美推到了极致。

　　后来成为北外英语系教授的张秐告诉记者，虽然王佐良只是轻轻提了一句，可她牢牢记住了，后来千方百计找外国文学作品看，并以此为终身职业。这颗种子是王佐良撒下的。

　　“文革”后，王佐良可以尽情地讲授和研究自己钟情的文学。1980年，在他的提议下，北外英语系开了《欧洲文化入门》课。

　　现为北外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姜红1983年是北外英语系大二学生。她回忆，这是一门150人的大课，由王佐良、许国璋等几位名师共同授课。从这门课上，姜红第一次知道《荷马史诗》《十日谈》，接触到哥特风格和巴洛克风格。

　　她觉得，这门课为学子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似乎从禁锢中一下子走入了开阔地，外界的新鲜事物扑面而来。但他们并没有迷失在这西洋景中，而是发现，那个世界或许有很多不同，但有它的合理性，大家都一样是人类。

　　“一瞬中见永恒”

　　20世纪80年代，王佐良的学术春天到了。他的学生、美国新奥尔良大学英文系教授钱兆明统计，他的44部著作中，32部写于最后15年。

　　他的学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长聘教授曹莉告诉记者，王佐良可谓“一个人就是一门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几大方向，他样样都站在巅峰。

　　然而他最爱的始终是诗。诗写不成了，他于是译诗，“好像在译诗中还能追寻失去的欢乐”。

　　他主编《英国文学史》《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等，翻译选注了《英国诗选》《苏格兰诗选》等。他的清华同学李赋宁评价，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好似在读一本很好的小说，或像听一首交响曲。

　　王佐良说，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诗，没有文学；然而想象力不只是想得高，想得远，更重要的是，它是催化力，能由此及彼，小中见大，一瞬中见永恒。

　　在他看来，把一个国家的诗歌介绍给读者，就是在向他们展现这个国家里最敏感的人的体验、见闻、思想、情绪、想象力、文才，里面有赤裸裸的灵魂。

　　有些文学理论文章离文学越来越远，王佐良不习惯那种在文章里一上来就摆理论架子的做法。一次，他在一个文学史的学术会议上发言后，一些人反映，太重文学性，而科学性不够。他在给周珏良的信中说，为什么这些年出的中外文学史读起来都像社论，谈文学而本身无文学味儿？鲁迅和闻一多的文学史类著作都是很好的散文，金岳霖说过，一个概念、一个公式也可以很美。

　　1988年，王佐良应邀在英法访学。重回母校，他与几位牛津教授共进晚餐。其中一位教授的能言善辩让他想起了求学时代的C.S.刘易士教授。

　　刘易士当年在学生中组织“苏格拉底学会”，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他们在乎的并不是驳倒别人，而是反驳本身，因为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将任何人看做平等对话者，任何理论都是可理解、可辩论的。文笔也是牛津人文学者所重视的，强调新鲜的思想和活跃的想象力，有透明的理智和比例感，尊重读者，同他们进行心智上的对话。

　　1982年7月，王佐良(左二)在苏格兰诗人彭斯的故乡欧文城。王佐良是最早译介彭斯的译者之一。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

　　执火炬的人

　　北外原副校长胡文仲说，王佐良有一句口头禅是“瞄瞄”。他的视野很广，什么东西都喜欢拿来“瞄瞄”。

　　姜红20世纪80年代末毕业留校，曾帮忙管理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文期刊，王佐良总是第一借阅人。每周，她帮王佐良办好借阅手续，送去最新的《大西洋》《纽约客》《美国国家地理》《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王佐良每期必看。北外图书馆每年订购新书，文学部分由他勾选，语言学由许国璋勾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杨国斌当时在王佐良门下读博，他回忆，王佐良喜欢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文风好的文章，很喜欢《纽约客》，连本地新闻这种豆腐块也看，甚至会划重点。

　　王佐良告诉杨国斌，对新概念、新理论不要盲从。曹莉记得，王佐良要求学生不要拿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也不要跟在后面炒冷饭。

　　1984年，王佐良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位置上退下来，担任新设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他说：“我似乎应该感到老之将至，但又似乎还有一个约会在面前，何止是一个人一生的梦，还有一个民族一百年的焦虑和心愿。”

　　校内外事务繁忙，王佐良只得抓紧一切时间治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住在北外宿舍，周末才回家，凡空余时间都埋头于书桌。他的博士生、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高继海回忆，他的时间观念极强，每周都有日程表，不成文的规矩是，无故、无约就尽量不要打扰他。

　　张秐说，王佐良是一个在前方执火炬的人。北外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金莉说，王公是外语学界的一面旗帜，后学们无法望其项背，只能一直朝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努力。

　　清华标准

　　1991年，清华80年校庆时，王佐良写了一篇《想起清华种种》的感言。他说，虽然不在清华工作，但一说起这所学校，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兴奋，话也说不完似的。

　　他很怀念清华的老师们。俞平伯、余冠英教大一国文，都亲切而严格。大二上西洋哲学史，他写了长达百页的英文读书报告，贺麟不但不皱眉，还在班上表扬了他。大四那年，吴宓和叶公超合开翻译课，他和许国璋的成绩是班上最优秀的。

　　但最让他终身感念的还是燕卜荪。1937年，31岁的英国青年诗人燕卜荪在抗战烽火中来到清华外文系。那时正值学校内迁，他们在湖南的南岳山中上课，一本像样的外语书都没有，燕卜荪全凭记忆，用手提打字机加上复写纸，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全文打出来，每人一份。

　　王佐良觉得，燕卜荪有一种不让任何困难拖住自己后腿的劲头，而且他做这些事总是一声不响，一点不带戏剧性姿态。日后王佐良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总会想到这情景。

　　燕卜荪给他们带来了英国现代派诗，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奥登的《西班牙》。他们从现代主义里学到把事物看得深些、复杂些，而不再满足于“新月派”那种浪漫主义。一个诗人群体成长起来。

　　这其中最醒目的是查良铮。在清华园里，王佐良就注意到有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在写雪莱式的浪漫派诗。到西南联大，查良铮开始以“穆旦”为笔名写诗，诗风为之一变。

　　虽离开母校已多年，但王佐良心中始终保持着清华做学问的标准。他说，这个标准无人定出，而有赖无数师友“行胜于言”的榜样，就是卓越与为公。

　　一个时代结束了

　　身边的人都知道，王佐良是一个坏情绪很少外露的人。他从不谈“文革”时的遭遇，只享受着“黑色的文雅字体印在雪白的纸上”的读书之乐。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早饭后半小时留给最难懂的书，慢慢地读。即便没有大段时间著书，他也会在每天清晨写上几百字，基本不间断。

　　胡文仲第一次听他说起伤感的话是在1992年周珏良去世之后。他说，从今之后没有人说话了。

　　1994年，一直担任北外校级顾问的王佐良退休了。办公室腾空了，他的藏书被搬到他午休的小房间里。胡文仲去看他，提议找人来把书整理好放到书架上。他说不用了，自己不会再用到这些书了。

　　1994年9月，老同学许国璋谢世。1995年1月，王佐良因病入院，数日后去世。

　　最后日子里，王佐良老觉得时间不够用，数次向身边人流露，担心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完成《英国文学史》。去世前一个月，他刚完成其中有关蒲柏的部分。

　　他还编完了《中楼集》，写完了谈穆旦的文章。住院前，他把书桌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走后，同为外语界宗师的王宗炎说：斯人长往，斯文长存。学生王克非感慨，北外最负盛名的老一辈英语大家都走了，仿佛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佐良1935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赶上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两年后又逢“七七事变”。

　　青年王佐良最爱的路，就是清华新斋外的路，转弯能看见西山，夕阳下呈金紫色，如屏风一般静静地拥抱着清华。许多年后，他也会在北外驻足看西山落日。

　　这落日的辉光，如同清华图书馆宽大的书桌两端铜制高台灯那温情而宁静的灯光，早在他19岁那年，已投在了心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