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云南革命斗争史上的辉煌篇章——读《跃马滇西北》

　　一个云南革命斗争史上的辉煌篇章——读《跃马滇西北》

　　“我脑海里始终抹不去那难忘的一幕。”当史效轩把厚重的《跃马滇西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一书拿给我后，其思绪很快沉入到对往事的深情回忆中——那是1990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时任迪庆藏族自治州文联主席的俞国贤撞撞跌跌地推开史效轩的家门，满嘴喷着酒气，对围坐在一起吃饭的史效轩家人说：“我是藏族作家，如今身患绝症，自知来日不多。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藏民骑兵大队的事迹写出来。”他蹲下身去，用手使劲拍打着自己的脸颊，哽咽着说：“我对不起那些光荣牺牲的烈士和他们的后代，对不起今天依然活着的这些藏族英雄！”一时哭成泪人。

　　俞国贤与史效轩的父亲是知根知底、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他自然成为史家的常客。俞国贤的上述举止，对史效轩全家人来说也不感到突兀。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20多岁的史效轩牢牢记住了俞国贤的这番话。近30年来，他筚路蓝缕、孜孜不倦地采访、收集藏民骑兵大队的资料，从未间断过磨砺自己的写作能力，最终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跃马滇西北》这部30余万字书稿的创作。史效轩说：“这书算是给九泉之下的俞国贤主席一个交代，也是对我们今天能生活在吉祥幸福藏族居住区的一份报答。”他的眼中喷出如柱的亮光。

　　这就是我的同事史效轩，真诚纯朴，热情好客，敢作敢为，信守诺言，是个认准道路就一走到底、九条牛都拉不回来的人。他出生在迪庆州香格里拉金江镇兴龙村的一个白族农家，喝着迪庆高原的酥油茶、青稞酒长大。在参加工作后的30多年里，特别是担任春城晚报驻迪庆记者站记者的20多年里，跑遍了迪庆高原的山山水水、旮旮旯旯，与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各族人民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血液中早已注入了生活于斯的藏族、纳西族、傈僳族、苗族的基因，成长为一名从模样到性格都酷似“康巴汉子”的人。知之深，才能爱之切。他用他认准了的方法，回报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回报抚养他成长的父老乡亲：继写作出版了3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狼嗥滇川藏》之后，又捧出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跃马滇西北》。

　　作为一名在云南新闻战线上工作了近40年的记者，我对“藏民骑兵大队”的概念也十分模糊。这也难怪，这支部队存在的时间不长，其间战事频繁，加之队员多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兄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参考的文字资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作家和记者们对这支云南地下党指挥的武装力量鲜有报道和涉足，留下了一块处女地。正基于此，我津津有味地阅读《跃马滇西北》，如饥似渴地了解这段几乎让人遗忘的历史，不知不觉间，思绪很快被卷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中。书里，记录着有名有姓的人物达120多位，其中对藏民骑兵大队的20多位负责人和骨干成员进行了重点描述，包括他们不凡的人生经历、加入革命队伍的曲折历程、在险恶战事中的英勇顽强甚至牺牲时的悲壮惨烈等。这些人员的成长与进步，与藏民骑兵大队密不可分，与一次次殊死战斗融为一体。这哪是一本简单的纪实作品，简直就是一部藏民骑兵大队的光荣战斗史。

　　写作《跃马滇西北》这样的纪实作品，功夫全在书外。涉猎这一题材，史效轩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与藏民骑兵大队的负责人斯那尼玛、王康斯、小巴桑、和阿宝、吕策勋等人的儿子和女儿，均是初中时的同窗好友，与他们父辈的接触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也最有机会聆听这些老战士亲口讲述战斗故事。特别是下定决心完成这一写作任务后，他有计划地一一采访了健在不多、年事已高的骑兵老战士，与时间赛跑完成了一次次抢救性的材料收集活动。直到2017年，他还分别对年均已90多岁高龄、仅存的7位骑兵大队老战士杨大都、和阿宝、小巴桑、和学仁、木林、和耕、吕策勋作了补充采访，并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影像资料。这些，无疑为写作《跃马滇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积累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鲜活素材。与此同时，史效轩利用各种机会，把当年藏民骑兵大队战斗过的地方走了个遍，其地域包括云南、四川、西藏的20多个县（市）。与骑兵大队有关的革命遗址、烈士纪念碑（亭），甚至荒郊野外的坟茔，他都必到、必看；当年骑兵大队的战斗遗址，特别是主要战役地更是观察得仔细，亲临实地了解地理位置、山形地貌、交通条件等，从而更真切地理解当年战役的发起意图、用兵策略、战斗的艰险程度等；所到县市，党史办、史志办、政协文史委是他必去的地方，通过借阅、摘抄、拍照等，将散落于各地的有关藏民骑兵大队的零星材料收集起来。他通过春城晚报驻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记者项陆才多方联系，进入了德宏民族出版社的资料库房，在尘封数十年的故纸堆里找到了1950年骑兵大队参与解放腾冲、梁河、盈江等县的资料，如获至宝，呆在库房里整整工作了3天时间。就这样，经过一番青灯黄卷、宵旰劬劳的辛苦努力，他将当年骑兵大队的历史全貌一点一点地拼接起来，使该书占领了资料全面、翔实的纪实文学高地。

　　要说《跃马滇西北》一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就是两个字——“真实”，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真实地再现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真实地再现了滇西北革命斗争的特定场景。藏民骑兵大队的前身，是一支护商队，民间称之为“镖局”，它是由滇西北茶马古道所经之地的土司、头人、山官、民团，以及一批富商（马锅头）筹资组建的武装马队，其目的是保护自身利益，同时也向过往马帮收取保护费。初期的500多名队员成分复杂，骨干成员多是来自云南、四川、青海的藏族奴隶，其余是来自滇西北数县的彝族、傈僳族、普米族、纳西族、白族、怒族等少数民族奴隶娃子，也不乏杀人劫货、欺压良民的惯犯、大盗和兵痞。还有土司、头人、山官以及民团安插进来的亲信和打手等，将这支类似民团的组织改造为人民武装绝非易事，书中再现了这一艰难的过程。中共滇西北工委、滇桂黔边纵队七支队的领导人动用各种社会关系，与护商队中的几位富有正义感的马锅头结为朋友，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待条件成熟时逐步将他们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同时，启发马队中的奴隶娃子的阶级觉悟，选择在苦大仇深的成员中发展党员，上下合力，从量变中迎来质变。在将其改编为七支队下属的骑兵大队后，一方面这支队伍作战勇敢，屡建奇功；另一方面问题不断，诸如居功自傲、目无军纪，甚至猥亵妇女、偷鸡摸狗、酗酒闹事等，这让地下党组织和七支队负责人伤透了脑筋。他们对问题不掩饰、不回避，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团结、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改造工作：将一批恶习不改、积重难返的人员遣返回乡，将其使用的马匹、枪械等合理折价，作为返乡费用；利用战斗间隙，将骑兵大队的骨干成员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政策，并安排一批文化教员“一对一”帮助，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对骑兵大队提出的合理要求，如尊重民族习惯、安排合理膳食、解决个人婚姻问题等，尽最大可能地创造条件给予满足和解决……最终，骑兵大队百炼成钢，在解放云南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培养出一大批热爱祖国、对党忠诚、为民负责的民族干部，为后来民族地区，特别是云南藏族居住区的团结、稳定、发展夯实了干部基础。就是这些大量真实、具体、确凿的事实，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

　　书中，那些扣人心弦、神秘离奇的故事，不时引得我拍案叫绝：大理国皇族后裔段惠禹小姐，在大理“三月街”上举行赛马、射箭、抛绣球选婿，选中了一位彪悍神勇的藏族骑手；剑川县寺登街白族大户的千金赵映珠，听从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与前来提亲的国民党保安团团长巧妙周旋，最终以要“彩礼”的方式搞到了一批暴动队急需的枪支弹药；在边纵七支队久攻军事重镇寺登街而不克的窘境下，接到参战命令的藏民骑兵大队的几个主要指挥员却提出“非分”要求：只要帮助他们学文化的那几个女兵教员嫁给他们，他们就立下军令状，不攻下寺登街，心甘情愿让这些女兵枪毙他们。中共滇西北工委和边纵七支队领导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请求女兵应允。结果，寺登街如期拿下，还成就了几对白头偕老的革命夫妻……同是描写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同是讲述与敌特斗智斗勇的革命故事，此书与他书却有些不同。美丽神奇的边地风光、与人物性格极其吻合的少数民族吟唱、独特浓郁的各民族风情，特别是对主人翁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性格、心理特征和办事习惯等的描写，展现出滇西北革命斗争的一些个性和特质，也使全书的叙述张弛有度、舒缓有序，充满情趣和浓郁的生活气味。

　　直来直去、快人快语，是史效轩为人为文的风格，这是优点，可能也是不足。为文太直，就会简化复杂曲折的情节，忽视魅力无穷的细节，甚至使叙述语言变得有些粗糙……相信文中存在的这些瑕疵，在史效轩今后的作品中会越来越少。（刘祖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