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带给我们的文学启示：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

　　孙犁带给我们的文学启示：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

　　  孙犁熟悉农村、农民，并且能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变化，进而将这种变化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这是作家的过人之处。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耐读耐琢磨，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

　　  作家孙犁的作品深受几代读者喜爱。他的《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一系列白洋淀纪事，书写了冀中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他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展现人情人性的光彩；他的语言别有特色，清新诗化，仿佛荷花香一般沁人心脾。今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昔日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如今正见证着一座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千年大计、只争朝夕的雄安新区建设，正期待着当代作家的记录与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孙犁，继承发扬其文学创作的有益经验，具有现实意义。

　　  到人民中去，书写普通人身上闪耀的善与美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找到源头，才能解决“写什么”的问题。青年孙犁的经历，就是对创作之源的探寻。1937年，卢沟桥事变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决心，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此前一直苦苦求索个人道路的孙犁，也投入到抗战中来，如他后来的回忆：“带着一支笔去抗日。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抗战时期，孙犁先后做过编辑、教员等工作，围绕抗战文艺宣传，在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区“挂着墨水瓶到处打游击”，“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纸也好，黑板土墙也好，都是我们发表作品的场所”。

　　  参与编选《冀中一日》，对孙犁文学观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了一场名为“冀中一日”的大规模群众写作活动，鼓励大家用日记的方式讲述同一天的故事。大约十万军民参加了征文活动，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普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征文委员会将各地送来的稿件装在麻袋里、摞在大车上，一路拉着打游击。孙犁作为编辑，参与了稿件遴选和结集出版工作。这一过程让他深受触动。从踊跃来稿中，他看到了人民“对一切进步现象寄托无限的热爱和拥护”，明白了真正的写作就是要写人民的生活和感情。这次征文对文学工作者是一个“大刺激、大推动、大教育”，“在《冀中一日》照射之下，许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无物，与人民之生活、人民之感情距离之远”。

　　  抗战时期的经历，密切了孙犁与人民的联系，也坚定了他为人民写作的立场。他与人民一同生活、一同战斗，冀中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参战的英勇深深打动了他。孙犁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限，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在战争的极端环境下，英勇的农民身上闪耀着善与美，迸发出朴素的崇高和伟大。孙犁饱含敬意，把军民的抗战故事写到《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中，用文字记录人们的生活与斗争，讴歌其无畏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这些作品凭借对战争的独特书写立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之林。

　　  从一朵花、一个人的形象，扩大到一个时代、社会的形象

　　  书写“新人”是作家的课题，但是怎么发现和如何书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孙犁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经验。1942年，他在《新人物·感情·气氛》一文中，敏锐地提出时代新人的问题：“新的生活和不断的战斗产生了新的人，这些人不同于父亲的一代，甚至哥哥的一代，具备了新的感触、愿望和生活习惯。他们对现实生活负起了新的责任。”孙犁熟悉农村、农民，并且能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变化，进而将这种变化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这是作家的过人之处。

　　  这些新人和他们的祖祖辈辈一样，是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普通农民，但在抗战背景下，他们的所思所想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民族意识和战斗热情迸发出来——他们斗志昂扬地加入斗争队列，扛起不同于父辈的崭新责任。

　　  孙犁捕捉并书写了这个变化，尤其是抗战后农村女性发生的变化。“她们并没有多少学问，但她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实质，她们总是那么奋发、乐观、勇敢。”《荷花淀》中，一群青年女性起初并不完全了解丈夫的抗日举动，但是经历了离别时的不舍、前去探望、归途遇险、亲眼看到战斗场景等一系列事件，她们成长了起来。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这些英姿飒爽、开朗明快、勇敢独立的女性形象，成为抗战文学中的一抹亮色，也成为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身影。

　　  在孙犁看来，时代前进的步伐，就在这些平凡人的脚下。只有写出人物的时代差异，才能通过文学看到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风尚。“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他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文学要做的，是从创造一朵花的形象到一个人的形象，再扩大起来，要创造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形象。

　　  修辞立其诚，文学必先从诚意做起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孙犁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也要在写作中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中国语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他做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工作，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

　　  “一切从事写作的人，在语言上要做到这三面功夫：重视人民生活的语言，以它为源泉，为文学语言的主体。吸收中国旧白话文学上的和今天生活不隔绝的语言。从好的翻译学习一些人民能接受的外国进步的语法、新字。”这是孙犁式的融会贯通、雅俗兼顾。所以，一方面，婉约蕴藉、诗化语言是孙犁作品的重要特征，如研究者指出的：“《白洋淀纪事》里的故事是诗的小说，小说的诗”；另一方面，口语和诗意并存、生活气息和抒情性并存，他的作品没有因为诗情画意而脱离笔下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虽然研究孙犁作品的人，都视语言为重要问题，但孙犁却说，语言问题并不是顶重要的，诚意才是。他在《谈修辞》中说：“通常一谈到修辞，就是合乎语法，语言简洁，漂亮，多变化等等，其实不得要领。修辞的目的，是为了立诚，立诚然后辞修。这是语言文字的辩证法。”在孙犁看来，不讲“立诚”就讲语言，是偏废。文学就像明镜和清泉，不能矫饰，“从事文学工作，欲求语言文字感人，必先从诚意做起”。孙犁作品能够立得住，首先在于他的写作是诚恳的、无藻饰的，灌注着创作者的真情实感。

　　  风格从来不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密切相连。孙犁语言风格从青年时期的“清荷”走到晚年时期的“淡菊”，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晚年孙犁对人生的通达，化作文字上的老辣，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耐读耐琢磨，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刘绍棠、韩映山、从维熙、房树民等人学习孙犁，专写农村人物，注重优美抒情，让“荷花淀派”声誉鹊起，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上世纪80年代初期，铁凝、莫言、贾平凹等写作者初涉文坛，也都受到孙犁的影响。正如铁凝在《怀念孙犁先生》中所说：“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的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孙犁在文学上寄托了自己的真诚追求：“小说是美育的一种”“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他是这样思索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光阴流转，社会变迁，孙犁的作品价值和文学魅力长久地吸引人们去回味发掘。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作者刘卫东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