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字书《苍颉篇》的流传及其变化

　　秦汉字书《苍颉篇》的流传及其变化

　　先秦秦汉时期的字书，主要不是后世一般认为的字典，其荦荦大者，实为启蒙教材。这类蒙学类字书，最早或可追溯到周代的《史籀篇》。只是由于时代久远且散佚亡失，而《说文解字》中残存的篇中籀文则多为单字，我们已难以考究其具体内容。

　　秦汉时期蒙学类字书非常流行，或属自创新篇，或为增订旧籍，共有十数种之多。《汉书·艺文志》记载了秦汉字书的基本情况：

　　《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字书，皆以《苍颉篇》为准绳，或顺续其书，或取其正字，此均可见《苍颉篇》之首创性与影响力。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名为《苍颉篇》的并非只有一部书：一种是李斯编写的七章本《苍颉篇》；另一种是汉代闾里书师合篇、断章本《苍颉篇》，全文收录了李斯《苍颉篇》。

　　汉人将秦代的三本字书合称为“秦三苍”，这可以说是合篇断章本《苍颉篇》的一种别称。至晋代又将闾里书师《苍颉篇》(秦三苍)、扬雄《训纂篇》、贾鲂《滂喜篇》合称为“汉三苍”。这些字书的关系略如图所示：

　　由于字词艰涩、文辞古奥、篇幅过长、内容繁复，以及《急就篇》迅速流传、魏晋以后蒙书层出不穷等，《苍颉篇》最终也没有逃脱亡佚的命运，只留下片言只语散见于各类古籍之中。后世历代学者曾费心网罗搜集，致各种辑本多有十数种。

　　《苍颉篇》一书终究是湮没无闻了。前人的诸多辑本，虽然前赴后继、后出转精，在书阙有间的情况下，可谓居功至伟，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法充分展示《苍颉篇》的总体面貌，也无法填补原书散佚带来的许多遗憾，甚至正是由于这些零零碎碎的字词文句，人们反而对《苍颉篇》全篇充满了好奇。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新出文献才有可能让关心《苍颉篇》的学者一偿夙愿。

　　20世纪以来，大量汉简《苍颉篇》残本得以出土，为我们了解该篇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新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仅直接展示了许多可供复原全篇各章的文本，而且借助于文本的细致比对和考辨，为考察《苍颉篇》的不同传本提供了全新的证据。经过一百多年来数代学者的研究，学界对《苍颉篇》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大拓展了对《汉书·艺文志》相关记载的认识。

　　汉简《苍颉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西北地区出土的零散简牍(包括削杮)，简上往往抄录了部分《苍颉篇》文句(以开篇首章居多)。除了部分比较整饬者外，简文大都稚嫩朴拙，形体亦多有讹变，应该是习字所书。这些零散简文，包括削杮上的少数几字，对于复原篇中若干文句往往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同一批材料毕竟文句太少，除了极少数存字较多者外，它们对于考察《苍颉篇》的流传助益有限。

　　另一类则是作为教材或书籍抄写的成篇文献，包括阜阳双古堆汉简《苍颉篇》(共120多枚，存540多字)、北大汉简《苍颉篇》(共80多枚，存1300多字)、水泉子汉简《苍颉篇》(共130多枚，存900多字)。这些汉简所抄录的内容，虽然比起《汉书·艺文志》所载的篇幅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但毕竟它们都是不可多得的原本，提供了大量连贯的文句甚至整章的内容。学者根据这些篇幅不一的残本，在文本考证的基础上，对其传本性质进行了考察，获得了不少新知。

　　总体来说，这三种汉简残本都是新见的传本，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皆有所不同。双古堆汉简《苍颉篇》和北大汉简《苍颉篇》都是抄自“秦三苍”的传本。其中，北大本章末记录的字数多寡不均，更可见其时代在合篇断章本之前。这很可能反映了“秦三苍”初并时的面貌，提供了史籍记载以外的一种新传本。北大本“汉兼”章以及居延汉简9.1中不见于双古堆本的“胡无噍类，菹醢离异。戎翟给賨，百越贡织”四句，直接体现了汉人对“秦三苍”的增补；至于“汉兼天下”之“汉”则展示了汉人的改编或新增。从双古堆本、北大本以及居延残简相关文句的不同来看，汉代对“秦三苍”的改编和增补并不限于一时一地；也就是说，彼时汉代《苍颉篇》的文本尚未定于一尊。这很容易理解。从情理上说，朝代更替和授课需要等原因，以“秦三苍”为教材之人皆可随时进行改编、增补；只是后来经过某种官方(至少是官方认可)的统一整理，定为《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共3300字的合篇断章本。正因为此本原成于众人之手，史籍只能以笼统的“闾里书师”来称呼作者。而这一称呼所代表的人群，也体现了秦汉之际对“秦三苍”的改编、增补是一个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过程。

　　水泉子汉简《苍颉篇》则是前所未见的七言本，为《苍颉篇》的传本系统增添了弥足珍贵的新“品种”。其内容是在四言本《苍颉篇》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三个字，从而对四言本原文进行解释或补充。从目前所见简末标记的每章字数皆作“百五字”(共九支)来看，水泉子本是汉代合篇断章之后的一种增补本：四言本“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则七言本一章正为“百五字”。这种增补应该与当时的字书由四言改为七言这一背景有关。

　　综合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将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中的《苍颉篇》传本按照时代先后罗列如下：

　　李斯七章本—秦三苍—双古堆本—北大本—合篇断章本—水泉子本

　　新出大宗材料，以新见汉牍《苍颉篇》最为珍贵。这批汉牍共50多板，存2160多字，是迄今所见字数最多的传本。其内容涵盖了汉代《苍颉篇》的大部分内容，而且往往是整章保存，许多文句以往未见；尤为难得的是，其中还出现了赵高《爰历篇》和胡毋敬《博学篇》的开篇内容(《爰历篇》首句此前亦見于双古堆本和水泉子本)，據此我们可以基本分清“秦三苍”各篇的内容。凡此种种，均可见汉牍本学术价值之一斑。

　　关于汉牍本的性质，整理者刘桓先生对比出土诸本，认为汉牍本有部分章有120字，有部分章序号重出，因而认为它是“西汉中期以后经闾里书师改定的五十五章本的一个增补本”。不过，已有多位学者指出所谓重见的数字很可能并不存在，它们应该是不同的章序。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汉牍本应该就是合篇断章本《苍颉篇》，是其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一种传本。

　　《苍颉篇》(尤其是李斯《苍颉篇》)是秦汉蒙学类字书的范本，两汉时期多有仿拟续补之作，典籍所载者已如前文所列，出土汉简中亦不乏其例。如《敦煌汉简》639、1462、1463记载有“书人名姓”的内容，与《急就篇》的姓名部分可以对照，应属字书无疑。又如与汉牍本《苍颉篇》一起公布的、由同一书手抄写的《史篇》二种更是以往从所未见的汉代蒙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史篇(一)》开篇自述“宁来学书，告子之方。《苍颉》之写，五十五章”，可见是自命为《苍颉篇》续书的。而《史篇》二种与以往以字词并列句式为主的蒙书不同，其文句皆为陈述式，其内容则多涉汉代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社会生活，可以视为后世《三字经》等注重伦理道德教育的蒙书之滥觞。

　　秦汉时期是蒙学类字书大放异彩的时代，典籍所载和出土所见者数量甚多，而《苍颉篇》则是它们的渊源和代表，值得我们重视。出土文献所见汉代简牍《苍颉篇》，不仅揭示了亡佚两千多年的文本，还为典籍记载的该篇流传情况提供了直接证据和不容忽视的新材料，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作者：张传官，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