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补旧五代史》为何珍贵？ 历时近30年填补史学相关空白

　　正在北京举行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四川展区展出的图片、视频、沙盘、文物、书籍及互动展项，全面立体地呈现了新时代治蜀兴川硕果。在展出的川版书籍中，《辑补旧五代史》引人注目。《辑补旧五代史》是怎样的一部书？其珍贵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其背后的编撰者又有着怎样的馨香家风、文化传承故事？

　　二十四史中23种存世

　　《旧五代史》原本明代佚失

　　为什么“旧五代史”需要辑补？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从二十四史说起。作为中国基本史籍的二十四史，因其权威性、广泛性与连续性，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二十四史中，有二十三种是原本流传下来的，只有一种比较特别：其原本到明代消失不见，那就是《旧五代史》。今天我们常见到的《旧五代史》通行本，是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但这个本子被学界认为不够理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陈垣便指出其中需要修订的地方，并计划对《旧五代史》重新做辑补工作。陈垣曾撰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书，对《旧五代史》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对校勘《旧五代史》提出了纲领性意见。

　　1956年，陈垣在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所作的序中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

　　1960年，陈垣正式承担校点辑本《旧五代史》的工作。在《标点〈旧五代史〉问题》一文中，他说：“《册府元龟》所载五代时史料尚多，这种史料既未明著为《旧五代史》原文，所以就不必要补了。而且我们现在做的是标点而不是补辑，目的是保存辑本《旧五代史》的原貌，能不动的就不动。至于补辑，乃另一回事。”陈垣校点《旧五代史》直至生命的最后岁月。

　　历时近30年完成450万字

　　比通行本更接近《旧五代史》

　　陈垣所说的“另一回事”，是他的孙子、历史学者陈智超所做的工作。该工作的目标，是做出一个比现有辑本《旧五代史》更接近原本（未佚前）《旧五代史》的版本。

　　陈智超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史专业攻读研究生，1965年毕业后留所从事专业历史研究。陈智超曾编成230万字的《道家金石略》，出版《解开〈宋会要〉之谜》备受赞誉。其中《解开〈宋会要〉之谜》被认为是“为全面整理《宋会要》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宋会要》是了解宋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文献，然而明代中叶这部书便消失了，存世的是《宋会要辑稿》。经过陈智超的努力，不仅发现了《宋会要辑稿》中的遗文，并且使嘉业堂本遗编复得。

　　1994年，陈智超正式投入辑补《旧五代史》的工作，历时近三十年才完成。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数篇有关辑补《旧五代史》的文章，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学术积淀与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2015年与巴蜀书社开展合作后，由巴蜀书社出资为陈智超先生配备工作助手。先后有三十余名助手投入到辑补《旧五代史》的工作当中，历时六年攻坚，终于使本书得以展现在读者面前——450万字的《辑补旧五代史》，2021年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

　　《辑补旧五代史》一书，并不是对现有通行本的校勘、修订或注解，而是从原典出发，从《永乐大典》《通历》《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中，辑出属于“薛本《旧五代史》”（宋初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的部分，重新完成一部较之现有通行本更加接近薛本的《旧五代史》。该书纠正了现有通行本中的大量错误，在本纪、列传、志当中补充了大量内容，是五代史研究乃至唐末、宋史研究无法绕过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国古代史、文献学领域的重要成果，该书的出版，无论从古籍整理领域还是文献研究领域，都是一项另辟蹊径、填补空白的工作，也是《旧五代史》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智超的父亲陈乐素（陈垣长子），也是我国资深历史学家、现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陈智超继承家学，在史学界成果丰硕。他的《辑补旧五代史》，是迄今为止对《旧五代史》做的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入、版本最丰富、体量最宏大的整理工作。祖孙三代都从事专业历史研究的人不多，像陈垣、陈乐素、陈智超祖孙三代都做出了卓越成绩的，更是罕见。

　　重现《地理志》

　　新增补人物列传112个

　　《辑补旧五代史》在通行本基础上，新增人物列传112个，它们是：《梁书》4人（郭次妃，朗王存，杨涉，于兢）；《唐书》5人（虢国夫人夏氏，王淑妃，王处存，孟迁，孔循）；《晋书》2人（符蒙，刘遂雍）；《周书》13人（柴守礼，刘遂凝，马希声、希杲、希广、希萼、希崇，马賨，马存，杨昭恽，王延政，王宗弼，王宗寿）；不能确定位置的增传、补传共88人。新增《外国列传》1国（吐谷浑）。《辑补旧五代史》对原来通行本校正的内容，几乎卷卷都有。除了校正通行本本身之误外，《辑补旧五代史》还指出了影库本粘签、刘本、《通鉴》《元龟》《大典》《会要》等存在的问题。经粗略统计，总量在480处以上。

　　由于十志部分比较重要，陈智超对它们的处理，较之其他部分亦有所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顺序调整，陈智超对十志进行了重新的排列组合；二是类目划分，对原有志的内容按类别进行分类；三是重现《地理志》。通行本其中一卷为《郡县志》。中华书局本有校记曰：“《通鉴》卷二六四《考异》引作‘薛居正《五代史·地理志》’，卷二六九《考异》引作‘《薛史·地理志》’，《通鉴》卷二六四、二六九、二九三胡注皆引作‘《薛史·地理志》’，疑当作‘地理志’。”陈智超同意其看法，因而改“郡县”为“地理”，并且增补了大量内容，其篇幅几近原来的三倍。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