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烟云河西风——陇晋传统文化交融的瑰丽画卷

　　张掖山西会馆的翘角飞檐 □资料照片

　　位于张掖的山西会馆 □资料照片

　　被称为“河东”的山西和简称为“河西”的甘肃河西走廊，相隔数千里之遥，虽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之说，但同处一个黄河文化区的两地，文化上又显现出许多相通之处。几处文化遗存及其被时间阻隔的故事，再现了陇晋传统文化交融、互鉴的历史片段和繁荣盛景。

　　谁开奇想凿混沌

　　层楼突兀仰神功

　　走进山西大同云冈景区，映入眼帘的是神态超然的昙曜雕像。这位因主持开凿云冈石窟而被清代诗人誉作“谁开奇想凿混沌”“层楼突兀仰神功”的凉州高僧，化作历史长河中的精神坐标，与这座举世闻名的石窟同在。拥有53个洞窟、51000余尊石雕造像、长达一公里的石窟群留下了北魏佛教兴盛的印记，也串起了一段烟云往事。

　　发祥于大兴安岭北部一带的北魏，因与佛教传播的通道甚远，在宗教方面，起初接受的是“黄老之术”。当北魏的创始人拓跋珪攻占后燕入主中原接触到梵音，就被西域传来的佛教的教义所倾倒，认为对王朝治理天下大为有益。他很快颁布了崇扬佛道的诏书，并率先在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建饰容范，修整宫舍”，首开崇佛之风。其子拓跋嗣即位后，继续尊道崇佛，使佛教进一步在北魏传播。到了第三代太武帝拓跋焘，开始也是遵承祖父和父亲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佛义）”。他听说割据河西、控制西域的北凉王沮渠蒙逊那里佛学精深的高僧较多，便依仗北魏的实力，点名索要，以便随时讨教。对佛教崇信更甚的沮渠蒙逊哪里肯依，两次婉拒，引得拓跋焘震怒，为其以后剿灭北凉提供了借口。

　　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是佛教东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北魏统一整个北方前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坐镇河西的北凉王沮渠蒙逊亲佛弘法，催生了凉州佛教文化的繁荣。斯时，北凉都城姑臧汇聚了一批高僧，诸如鸠摩罗什、昙无谶、智嵩、俘陀跋摩、道泰、道朗，等等。他们兴建寺塔、开坛讲经、翻译著述、开凿佛窟，使这里成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为了使“佛法永固”，沮渠蒙逊便在北凉国都姑臧以南百里处(现地处甘肃武威市)开凿了被现在的专家誉为“中国石窟鼻祖”的天梯山石窟。

　　河西刮来的礼佛之风，搅得北魏烟云四起。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从姑臧迁宗族吏民三万户到北魏首都平城，其中除了官吏、庶民和学士外，还有僧侣3000多人，这些僧人不少是天梯山佛教造像的创造者，其中就有昙曜。关于昙曜的身世，史书记载不多，《高僧传》载“时河西国沮渠茂虔（即沮渠牧健，沮渠蒙逊之子），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潭伏膺师礼”。当时虽然得到北凉礼遇的昙曜，却埋没在众星闪烁的诸多高僧中。历史机微难测，在经历了劫虏之灾和“废佛”之难后，面对经像凋零、佛事断歇、沙门多还俗的景象，昙曜坚守其志，贴身穿着法服，密持法器……

　　一次，拓跋濬骑马上街视察民情，坐骑一口咬住在此经过的昙曜的袈裟不松口，引起拓跋濬注意，认为“马识善人”，便请到宫里谈经论佛。这个“一切的遇见都蕴藏着因缘”的传奇故事，却在史书上有记载：“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实际上，昙曜是应文成帝诏书而到平城。有专家分析说，这是拓跋濬导演的一出双簧剧，为的是让朝野都能接受昙曜，为他重用昙曜，恢复尊佛方略造势。

　　就任沙门统(统辖天下僧徒的最高僧官)的昙曜悟出，要想佛法永固，首先要为当今皇帝解决拜佛与尊君的关系问题，他将礼佛就与忠君的理念紧密融合在一起，并在他主持开凿的云冈五个石窟中得以体现。五窟主佛像分别依照北魏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塑造。其中一尊大佛的脸上和脚部各嵌一黑石，与文成帝身上的特征吻合，寓示文成帝就是佛的化身，神圣不可亵渎，神权与皇权巧妙地结合在窟中。同时，凉州的雕塑风格与造像也完美地在石窟中显现：磨光的肉髻、浑圆的面相、细长的眉眼，健硕的身躯，以及袒右肩袈裟而右肩覆衣角的衣着形式等。昙曜凭着大智慧，圆熟地游刃于朝野之间。除了开凿佛窟，还完善和发展了北魏的僧官制度和寺院经济，并组织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有力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面对不安宁的生存环境，昙曜巧妙地处理了北魏政治与佛教的微妙关系，在乱世中活出了自己。

　　在阳光的照射下，昙曜塑像留下了一个偌大的影子，这个影子里不知过往了多少人和事，掩饰着宏大历史的一面；云冈石窟，这个包含无边妙境的佛陀世界，使昙曜在超越的境界中获得深层的生命安慰。亘古宁静笼罩的时空构成一个梦幻般的迷蒙世界，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宗教与艺术构成的美学境界。

　　乐把河西作故乡

　　丝路称雄是晋商

　　明清时期，创造了商业辉煌的晋商，让山西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又浓妆重彩地风光了一回。商贸以路为依托，地处丝绸之路黄金段的甘肃，就成为天涯倦旅的暂栖之地。斯时，晋商商帮在甘肃境内设有会馆二十余个，多数设在丝绸之路沿线，风云一时的晋商给陇上特别是河西带来了商贸繁荣和文化新风。有诗赞曰：“乐把河西作故乡”“丝路称雄是晋商”，这是近代河东人在河西等地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记。现如今，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物化的载体，追忆已成烟云的繁华，感知流芳溢彩的晋商文化。

　　清雍正8年（1730年），晋商在河西走廊的张掖开办了几十家大商号，颇有经营实力，便就地设立山西会馆。会馆对多元文化的吸纳，较集中地体现在馆舍建设中。他们将宫廷建筑风格与民间建筑风格融为一体，主体建筑与辅助建筑各居其位，布局严谨，规划合理；殿宇楼阁，疏密相间；亭台花木，错落有致；木雕、石雕，技艺精湛，彩绘、泥塑，交相映辉；装饰华丽精美而不失庄重，地域风格浓郁而不失大气，使晋商打造的商业文明，融入会馆的一砖一瓦中，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兰州市的永登县与河西走廊地域衔接，明清时被凉州府所辖，视作“河西之首”，时称庄浪卫或平番。朝廷在这里设茶马厅，所辖的红城镇则设茶马司，专属茶马交易事务，镇子上的商贸物流便随之繁盛，商号店铺日多，经营者大部分为山西商人。为适应贸易的发展，由朱伯通等晋商倡议并集资，修建了古晋会馆。咸丰七年（1858年），红城镇的晋商又集资对这座会馆进行了维修。

　　古晋会馆近100平方米的院内，戏楼、过厅、后殿依次排列。三座建筑均为硬山顶式结构，这种结构特点是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形成两面屋坡。左右侧面垒砌山墙，多用砖石，高出屋顶，两侧山墙把檩头全部包封，有利于防风火，在山西建筑中较为多见，透露出会馆的地域特征和文化韵味。

　　晋商把集“忠、义、仁、勇、礼、智、信”于一身的关公，作为道德约束、商业行为规范和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借以提升会馆的社会形象。而且，关公还是传说中的武财神，也是护法神珈蓝菩萨，以他来护佑晋商财运亨通，最为靠谱。于是，每逢重大节日，人们都要汇集在古晋会馆的关公殿里祭拜这位让三晋子弟引以自豪的同乡，祈求生意兴隆，人财两旺。祭拜后，还有一个敲钟仪式，即敲打挂在过厅水井上方的那口钟。据说，这水井与家乡的水脉相通，响亮的钟声通过井水可以传到千里以外的山西老家，向亲人报个平安。对于怀揣着故乡上路的晋商，永远回望寄托他们乡愁的地方。

　　晋商会馆都设有戏楼，有的会馆又将其称为乐楼，目的在于与同乡及当地人密切关系、沟通感情，在会馆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会馆戏楼常见的形制是：戏楼一层架空，作为会馆的入口，二层就是演戏的舞台。由“关帝庙”改建而成的张掖山西会馆，其舞台就是这种形制。会馆除了山门、牌楼、钟鼓楼、大殿、后楼等建筑外，高二层的戏楼和看台（底层为通道与走廊）则是引人注目的基础设施。戏台前庭院开阔，又可容纳上千人观赏。晋商与戏曲关系紧密，每到一地，会馆一建，戏班就随之而来。会馆或承建戏班，或请班唱戏，或组织票社。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传说中是关公磨大刀的日子，这一天必然演戏，戏名往往是《出五关》，让关公磨出的刀有用武之地。

　　张掖所辖的高台县，有个600多年历史的戏班，叫“乐善忠义班”。据《蒲州梆子志》记载，戏班的首批优伶来自山西蒲州。他们随商帮而至，影响力与来此的晋商并驾齐驱。商人在前面做生意，戏班在后面传播价值观。商以戏繁荣，戏以商传播。丝路漫漫，瘦马西风，哪里有看客，就在哪里落脚，每年要演出八九个月。在关公的家乡一带流行的蒲剧，是盛演关公戏的主要剧种。演出时，饰演关公的演员要戒斋沐浴、不沾酒肉。登场之初，“关公”必须来一段雅唱，然后正式入戏，唱念做打，声情并茂，逐步把情节推向高潮。此时，台上台下融为一体，人潮涌动，宾主尽欢。这样的场景，延续几百年或更久。在颠沛流离中，剧种不断与当地的文化融合，逐渐演化为极具地域特色的西秦腔。有专家指出：“乐善忠义班”对西秦腔的贡献功不可没。

　　晋商在会馆里听一曲乡音乡韵，暂时忘却背井离乡之苦，是一种忙里偷闲的享受；而和当地乡民共同观赏秦声秦韵，入乡而随俗，则融洽了与地方民众的关系。戏如人生，演不尽的人间悲欢事；人生如戏，唱不完的尘寰聚散情。无论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舞台上演绎的都是别人的人生、以前的事，而自家的人生还要亲自写下去，曲终人还不能散，还要商议明天的生意如何做。兰州三晋会馆的一副楹联道出了晋商的艰辛：“为欢万里，尽醉十觞，遥记三晋云山，荡漾春光来紫塞；别绪千般，相逢一笑，对此两关风月，依微烛影按凉州。”人生与流徙，最终也会是一场戏。不绝于缕的余韵，饱含意蕴的楹联，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存在和审美符号。

　　□高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