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温柔敦厚 以文化人（中国典籍在海外）

　　马若瑟著《汉语札记》

　　孙璋译拉丁语《孔夫子的〈诗经〉》

　　吕克特译德语《诗经》

　　杜善牧译西班牙语《诗经》

　　　　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在中国，《诗经》在古代文学发展和文化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海外，《诗经》早在公元前便已传至周边国家，是能与《荷马史诗》比肩的中国文学作品。《诗经》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吟诵，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同时也为海外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苏联汉学家费德林就曾高度评价《诗经》，说“它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

　　　　考察《诗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可以发现，这部中国经典因其以情感人、寓教于乐的审美教育功能，产生了跨国界的影响力，传递出“温柔敦厚”“以文化人”的中华文化特质。

　　　　在儒家文化圈的传播

　　　　《诗经》的海外传播是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开始的。由于历史上同处儒家文化圈，受汉字和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不仅引进、研读《诗经》的汉字原本，还邀请中国经学家赴本国讲学，学习儒家文化。

　　　　汉武帝时期，《诗经》随“五经”一同传入越南。李朝时期（1009年-1225年），越南效仿中国实行科举制度，《诗经》开始成为越南应试考生的参考书目。后黎朝（1428年-1527年）时期，越南进一步借鉴中国科举经验，完善本国科举制度，彼时《诗经》已是越南科举“论经义”科目中的必考内容。1924年，越南诗人伞沱（本名阮克孝）等人翻译的越南语《诗经》由河内的严咸出版社出版，是现存较早且较为完整的越译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随“五经”一同传入朝鲜半岛。朝鲜三国时代（公元前57年-公元668年），百济国曾主动请梁武帝萧衍派遣学者至当地讲授《诗经》。新罗国则效仿中国科举制度，设置了“读书三品科制度”，其中选考“五经”等科目的考生被称为“特品”。朝鲜王朝思想家、诗人许穆在其著作《诗说》中写道，“故论《诗》，本之性情，达之声音。先王有以厚人伦、重礼仪，使读之者感发其良心，惩创其逸志”，是对中国古代儒家“诗教”理论的继承和延续。20世纪下半叶，韩国汉学家李家源的韩语译本不断再版，受到朝鲜半岛读者及学者的关注。

　　　　《诗经》传至朝鲜半岛后，百济国陆续派遣学者赴日讲经，其影响也扩展至日本。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繁荣期，彼时日本不仅派遣留学生赴长安学习，同时还邀请唐朝儒生赴日本讲学。奈良时代（710年-794年），《诗经》已被译为日语，收录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选集《怀风藻》中。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日本歌人纪贯之在首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中使用汉字作“真名序”，在文中提出“和歌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借鉴模仿了《毛诗》大序中的“诗有六义”理论，从中可见《诗经》对于日本和歌产生的深远影响。

　　　　如今，堪称经典的日译本《诗经》共有两部：一部是由专研中国古典文学的日本学者目加田诚于1943年完成，后于1991年由讲谈社修订再版的《诗经》；另一部是由日本汉学家高田真治于1966年完成，由集英社出版的《汉诗大系：诗经》。

　　　　在欧美文化圈的传播

　　　　《诗经》在欧美文化圈的传播与耶稣会士密不可分。18世纪伊始，西方各主要国家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他们认为，将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进行本土化“嫁接”，有利于传教，因此把研读《诗经》当作了解中国文化与儒家思想的重要途径。尽管耶稣会士研读《诗经》的目的并不纯粹，但却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之路。

　　　　《诗经》最早由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于1728年引入欧美文化圈。马若瑟翻译了《诗经》中的8首作品，散见于其使用拉丁语撰写的汉语语法著作《汉语札记》中。1830年，使用欧洲语言翻译的首部《诗经》全译本——《孔夫子的〈诗经〉》问世，该译本是由法国耶稣会士孙璋翻译的拉丁语译本。基于这个译本，德国东方学家弗里德里希·吕克特于1833年将《诗经》翻译为德语。

　　　　1871年，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完成了时至今日仍然颇受欧美文化圈读者盛赞的《诗经》英译本。理雅各英译本在翻译《诗经》的基础上增添了大量译者评注，并在附录部分设置了汉英词汇对照表，拉近了欧美读者与中国文化的距离。1896年，与理雅各英译本比肩的法译本《诗经》由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完成。顾赛芬在为读者展示《诗经》中文原文的同时，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对《诗经》进行了全篇翻译，因此该译本名为《诗经：中文、法语、拉丁语三语对照》。从18世纪开始，《诗经》逐步走进德语、英语、法语世界。

　　　　西方汉学界对《诗经》的译介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各语种译本不断推陈出新。1984年，《诗经》的首部西班牙语全译本由马德里国家出版社出版，译者为西班牙汉学家杜善牧。

　　　　20世纪伊始，欧美文化圈学者基于前人译介成果，将《诗经》视为汉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诗经》研究的两大主要范式。其一是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确立的，他191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以《诗经》中的《国风》篇为核心，采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节气及中国习俗。其二是由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确立的，他1950年出版的英译本《诗经》采用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运用金石学相关知识，通过比照中国古代铜器、石碑、甲骨所记载的古文字，研究《诗经》中出现的古代汉语音韵。

　　　　彰显中国智慧

　　　　纵观《诗经》的国际传播历程，汉字文化圈各国引进并研读《诗经》的目的，在于学习借鉴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文化；欧美文化圈各国则通过译介与阐释《诗经》，了解中国绵延千载的儒家文化，进而探寻中西文明之间的异同。世界各国在传播《诗经》过程中，无一例外将体悟《诗经》所传达的儒家思想与价值观置于首位。

　　　　《礼记·经解》中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中展现的正是孔子“以诗化民”的诗教观。同时，“温柔敦厚”也象征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彰显着“中和之美”与“中庸之道”。

　　　　学者王一川认为，“从‘诗教’的提出和目的，还应当看到中国古代对文化软实力的认识。有关社会和睦、忠信、孝悌等伦理训诫，不宜直接以强制方式或生硬方式去实施，而需要借助以诗歌为代表的艺术的魅力感染方式来委婉地传达，也就是在‘温柔敦厚’中达到伦理劝诫的效果。”从这一点上说，《诗经》能够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原因正在于它温柔敦厚的特质和儒家塑造完满人性的智慧。

　　　　（作者宫泽西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何明星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