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滁州西涧》是否有寄托

　　作者：徐楠（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韦应物七绝《滁州西涧》，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一类读者只是爱重诗人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妙笔，沉醉于诗中的天机野趣。另一类读者的理解便与此相左。如谢枋得曰：“幽草、黄鹂，比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春潮带雨晚来急，乃季世危难多，如日之已晚，不复光明也。末句谓宽闲寂寞之滨，必有贤人如孤舟之横渡者，特君不能用耳。”（高棅《唐诗品汇》引）杨慎、黄生、章燮的诠释模式，均与此相类。这种认定该诗确有寄托的观点，在当代仍属常见。倪其心先生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幽草安贫守节，黄鹂居高媚时，其喻仕宦世态，寓意显然……（春潮带雨二句）蕴含着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而忧伤的情怀。”（程千帆等主编《唐诗鉴赏辞典》之《滁州西涧》赏析文）黄天骥先生虽不主张将该诗用意如此坐实，却依然表示从诗中“可以看到韦应物牢落无助的心影”（《说韦应物〈滁州西涧〉》）。据笔者所见，“寄托说”在当下中小学课堂关于此诗的讲解中，也是屡被采用的。

　　《滁州西涧》到底是否在优美的景语背后别有寄托？追问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在追问合理地说明《滁州西涧》的寄托意是否可能？欲明辨之，首先需对该诗的文本表意特征细加分析。

　　先来品读“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要想判定这两句确有寄托，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幽草”（或“怜幽草”）、“黄鹂”（或“深树黄鹂”）在创作传统中具备稳定的托喻义，两句形成之文本语境具有明确的褒贬意味、反差效果。情况是否如此呢？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某些物象或表达程式确有相对稳定的托喻义。当松、竹、梅、菊或“思美人”“嫉蛾眉”“浮云蔽日”在诗中现身时，读者心中油然而生“寄托”之揣测，并不属牵强。不过，“幽草”“黄鹂”似不在此列。《诗经·小雅·何草不黄》：“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郑笺以为“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栈车辇者”，方玉润从中读出“一种阴幽荒凉景象”（《诗经原始》）。韦应物本人则在《贾常侍林亭燕集》中以“凌露摘幽草，涉烟翫轻舟”抒写士大夫雅集情趣，在《过昭国里故第》中以“池荒野筠合，庭绿幽草积”渲染感旧悼亡的气氛。不难看出，“幽草”在古人笔下并不专守某类寓意。既然如此，径把“幽草”（“怜幽草”）坐实为“君子在野”或“安贫守节”，就有我说即是之嫌。（按：此句“幽”异文作“芳”。古代诗歌中的“芳草”或“寻芳草”“怜芳草”在不同语境中或托喻理想，或托喻归隐，或表达惜时、恋物华等情思，亦不可一概而论）至于黄鹂（也即仓庚、黄莺），自《诗经》以降，便一直是古人表现生机勃勃之春夏佳景时常用的物象，且唐人尚常以“迁莺”喻进士登第、官职升迁一类美事。由此可见，恐怕并不存在什么以黄鹂为恶鸟、以之喻指“小人”的传统。而“黄鹂深树鸣”这一意象，或系从王维《瓜园诗》点染山中论道情境的景语“黄鹂啭深木”化出。一定认为其另有所指、尤其是“小人在位”之指，同样未免牵强。

　　那么，“幽草”“黄鹂”所在的前两句整体语境，是否具备某种特别的文外之意呢？倪其心先生分析道：“诗人独爱自甘寂寞的涧边幽草，而对深树上鸣声诱人的黄莺儿却表示无意，置之陪衬，以相比照。”在笔者看来，这一理解仍是存在商榷余地的。一则，一韵诗中，一句处理“仰观”，一句处理“俯察”，乃是古人空间描写的常见路数，该对比结构本身并不必然包含抑扬意味。二则，“上有黄鹂深树鸣”是否上隶于“独怜”，或有见仁见智余地，但该句至少并未表现出对黄鹂的无视甚至厌恶。按古人常见写法，“但恨黄鹂深树鸣”或“何必黄鹂深树鸣”才会形成扬幽草而抑黄鹂之意。值得一提的是，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李日华《六研斋二笔》，“上”异文作“尚”。如果此句作“尚有黄鹂深树鸣”，那么倒确乎是在表达对黄鹂的喜爱了。三则，“涧边幽草”“深树黄鹂”并无强烈反差感、冲突感，很难令人联想到褒贬寓意，因此就更难令人把前者定向理解为“君子”（或“安贫守节”）、把后者定向理解为“小人”（或“居高媚时”）。与之相比，左思《咏史》中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这种描写，才是在意象间形成巨大张力的。即便不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云云承之，读者也自会察觉其中隐藏的褒贬意味与怨愤之情。

　　下面来看“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两句是否为“危难”“失遇”之喻，是否包含着“无奈而忧伤的情怀”呢？“春潮带雨晚来急”句中物象，在古人景语中均属常见。就如“幽草”“黄鹂”一样，“春潮”“急流”并不必然携带某种具体托喻含义。故而认为其实指某种具体人生境遇、社会环境，或许依然有失武断。至于此句整体语境是否蕴含动荡、危难等意味，且令“野渡无人舟自横”在其映衬下别有微旨，还值得多论几句。如黄天骥先生所说，“春潮带雨晚来急”的意趣，的确不同于“幽静宁谧”的“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不过细玩之，此句描写潮、雨之动势、力感，毕竟仅用一个“急”字，点到为止，别无渲染。且在常规想象中，西涧似非浩瀚巨流，“晚来急”亦到底不同于阴幽意味更浓重的“夜中急”。因此，“春潮带雨晚来急”固然未必是“幽静宁谧”的，却也终归与惊涛迅雨异趣，更和韦应物笔下“山郡多风雨，西楼更萧条”（《送中弟》）、“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登楼寄王卿》）这类鲜明地呈现荒疏、凄冷色彩的诗境大有不同。这样看来，黄天骥先生将其等同于“潮急雨骤”“潮水急涌而来，势如奔马”之境，进而据此将下句中的“舟自横”想象为“无人料理，孤孤单单，可怜巴巴，任由颠簸”（《说韦应物〈滁州西涧〉》），或许便略欠斟酌。再专门玩味“野渡无人舟自横”。“野”，郊外，离城市较远之处也，又常有真朴自然、闲散不羁一类含义，与“荒”“空”意趣并不完全一致。故“野渡无人”写出了远离尘嚣的滋味，又和情感倾向更加明确的荒凉、空寂一类情境存在微妙差别。而“自”字在古人诗中，常用于表现物象、人情自我经营、与他者无涉。此句中的“舟自横”，当然是具备这类意趣的，不过其表意终归到此为止，无涉其余。它和《诗经》中“泛彼柏舟”、《庄子》中“不系之舟”的关联，均在有无之间，难以辞逮。读者固然可从这样的意象联想到“不在其位，不得其用”或“无奈而忧伤”，但又何尝不能联想到“安闲自在，超然物外”等其他意味呢？

　　言说至此，已可发现，《滁州西涧》呈现给读者的，乃是虚灵、微妙、不落言筌的意义空间，而不是旨趣非此即彼的托喻结构。正因为此，一旦试图通过语义分析来确定某种寄托之意，就可能窄化其意义空间，也常难免有增字作解之失。值得注意的是，持寄托说的诠释者，通常还会动用“知人论世”之法。与韦应物创作《滁州西涧》直接相关的信息既已无存，则通过揭示安史乱后诗人沉郁、失落的时代病及韦应物在滁时“有志改革而无力，思欲归隐而不能”（见倪其心《滁州西涧》赏析文）的个人心境来推论此诗深意，便是唯一可行之举了。可问题在于，人之精神世界并非时空中有形迹之物，且系世间最为幽深复杂、变化多端者。即便我们能够掌握明确记录《滁州西涧》创作动机的可信文献，也至多会得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诠释结论，难以如明镜映物般还原诗人所思所想。至于目前诠释者只能倚重的时代精神、个人典型心境，本就来自“简单枚举归纳”，系或然性推理的结果。以之作为大前提推测《滁州西涧》用心，结论自也是或然性的，且常陷入决定论的窠臼。当诠释者把作家“或然之意”认定为“必有之意”的时候，对《滁州西涧》的理解便可能受控于这类心理定向。于是在其眼中，不落言筌的诗篇，就越发显得别有深意；而文意解读时的独断，恐亦越发难以被其觉察。

　　总而言之，品味《滁州西涧》，读者当然可以“各以其情而自得”，生发出多种联想。但归根结底，无论从文本表意特征还是从与“知人论世”相关的现存信息特征来看，想要令人信服地坐实该诗“确有寄托”，都是不太可能的。通过本文的辨析，读者或许还可发现，若要使“探求寄托”这种诠释行为获得合理性，有几个基本前提当得到重视。其一，在缺乏可信文献旁证的情况下，对文本托喻义、隐指义的判定，应遵守“合惯例原则”。其二，应对文本在文献形态上可能存在的多样性保持警觉，尊重异文可能导致的诠释多元性。其三，应尽可能自觉地辨析与“知人论世”相关之文献信息的性质、效力、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