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还原”地方文化记忆 ——袁兴荣先生《跟着杜甫走陇南》散评

　　《跟着杜甫走陇南》作者：袁兴荣

　　赵琪伟

　　早知道袁兴荣先生写唐代大诗人杜甫陇南纪行的书稿，但当拿到《跟着杜甫走陇南》的皇皇大著时，我还是被“震撼”了，没想到做得如此完美，近乎无可挑剔。全书内容编排精当，史料翔实，文笔优美，字里行间凸显大家风范，是一本值得静下心来逐字逐句细读的上乘佳作。

　　一本书如过于侧重纯粹的学术研究，表现学院派的品格特征，受众自然有限，尽管有可能被一些学人奉为业界“圭臬”，但传播力不会太强；而个别肆意“拓展”，甚至无节操“践踏”地方历史文化元素的作品，对于推介地方文化毫无价值，甚至还适得其反。《跟着杜甫走陇南》一书以诗人在陇南的行迹为写点，按图索骥，用点带面，扩延到诗人的家世、求学、漫游、求仕、从政、弃官、婚姻、家庭，朋友和诗作等平凡而壮阔的一生，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诗人经历变乱、半世漂泊传奇式生活的历史画卷。

　　杜甫的陇右入蜀之行实际上是一次避难逃亡之旅，充满悲情色彩。葛树雄先生在他的《黄河与中华文明》一书中述及，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发动武装叛乱，当年底夺取东都洛阳，次年六月攻占潼关，玄宗出逃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南）即位（肃宗），实施反击。黄河以北沦为屠场，关中遭受惨重破坏。肃宗至德元年（756），叛军大举南下江淮地区受阻。大批河北、河南的难民只能向淮河、长江以南逃生。至德二载（757），唐朝收复长安、洛阳，叛军退回河北。乾元元年（758），史思明复叛，次年三月在安阳大败唐军，进而攻占洛阳，影响关中，关中百姓纷纷迁往蜀地。可见，杜甫也是当年离开关中避难者中的一员，只是他首先选择陇右秦州，这与其侄儿杜佐在此为官有关，当然还有被贬谪的老朋友赞公亦在秦州。杜甫一家人到秦州后，理想虽然丰满，但现实太过骨感。诗人在秦州待了月余，生活捉襟见肘，此时同谷“佳主人”相邀。杜甫听说同谷竹复冬笋，崖蜜易求，薯蓣遍地，是无食时想去投奔的乐土，无衣时渴念养活人的南州。这是瞌睡来了就遇上枕头，是借坡下驴“体面”离开的最佳时机。杜甫一家人选择祁山古道沿西汉水河谷经盐官、西和奔赴同谷，结果相邀他的“佳主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根本没有登场，加上时令进入冬天，致使诗人生活更加凄惨，入蜀成了诗人没有选择的选择。常言道，少不入川，老不出川，尽管蜀地有他的挚友严武、高适、房琯等，但这应该成为他一家人入川“避难”的“托词”而已。

　　好在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杜甫的陇右入蜀之行尽管颠沛流离，可沿途写就的117首纪行抒怀诗，初步成就了他唐代诗歌大咖的地位，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耀眼的“星座”之一。杜甫入蜀之行无疑是历史上陇右地区的文化幸事。如果诗人全家选择翻越秦岭到汉中的陈仓道或褒斜道……然后走从汉中翻越大巴山入蜀的金牛道或米仓道……无疑会是今天天水、陇南地区文化记忆层面的一大缺憾。只是杜甫当年一开始不是直接选择蜀地“落脚”，他深知战乱年间举家迁徙充满难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艰辛不言而喻。他选择陇右地区距离关中较近，只是生活未能如愿，致使他接连不断被迫“选择”入蜀。

　　我一直偏执地认为，悲愤出诗人、失意出诗人、苦难出诗人……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是庞大皇权下的一枚棋子，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个别学者甚至极端地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贬谪者”的心灵史。漆子扬先生书序中说，杜甫是天才的伟大诗人，但也是一位蹩脚的官吏。诗人的个性不适合复杂的官场，更何况诗人本身缺乏行政管理能力，大官他做不了，小官他看不上，总觉得自己是将相之才，遭遇朝廷压制，怀才不遇，心怀冤屈。这些也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文人所故有的特性，杜甫自然没能例外。杜甫从关中起身经陇右入蜀途中，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的行止见闻，涉猎边疆危机、山水草木，以及城郭村落、名胜古迹、物候习俗等。这些诗篇中，饱含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展示了他忧郁愤懑、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也进一步印证将他称之为“诗圣”，诗作称之为“诗史”的原因，这些在袁兴荣先生的书中也有或多或少的体现。《跟着杜甫走陇南》一书凝结着作者独具匠心的构思和设计，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显明特点。

　　首先，用有血有肉的笔触细致“还原”了这段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杜甫的陇右之行除了他创作并留下来的系列诗歌作品之外，再无细节上的佐证史料，这为后来人们“复原”诗人行程提供了非常宽松的创作空间。当年杜甫一家立秋后从华州始发秦州，在秦州寓居三个月，十月底离开秦州奔走同谷，到达同谷当在十一月初。他原想来此地卜居，可事与愿违，终难安下身来。在同谷停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后，于十二月一日自凤凰村出发告别同谷，十二月底辗转抵达成都。书中对于这一过程在内容的延展和取舍上把握到位，如对途经的西和，寓居的徽县、成县，挚友吴郁的故里两当等地逐一进行详述，历史文化信息量极大，史料细致准确，句句有根据，处处合史实，全景式展现行踪之地的前世今生，印证陇南大地千年以来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作者善于用一些镜头感极强的画面片段推动情节向前滚动，如在盐官附近领一家人在一座庙里投宿，在西和选择龙门镇客栈住宿，而在徽县青泥岭上又选择在当地一农家借宿养病。这些细节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这与作者大量创作过影视文学剧本有极大的关系。在该书中，我们浓烈感受到了杜甫作为时代见证者和劳苦大众代言人的“高大”而“卑微”形象。

　　其次，对诗人的理想人格展现和生活细节的“描绘”入情入理。盛唐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其间大家云集，杰作纷呈。这一群体中，杜甫以其诸体兼擅，无体不工的才能，沉郁顿挫，律切精深的诗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被后代推为一位划时代的伟大诗人。与唐代另外一位大诗人李白相比，李白更多地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超凡脱俗，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杜甫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浸染，骨子里流淌着中国传统文人血液，在一些情景演绎推进过程中，采用小说笔法、戏剧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对于烘托不同的理想人格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杜甫的所思所想言行举止透出受传统儒家文化浸染的印记，字里行间流淌着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关心民间疾苦的情怀。杜甫的陇右之行是诗人的梦魇，但他即使脚踩泥泞，也没忘记仰望星空。这种抒写基调基本上贯穿了全书始终，难能可贵。书中还精心设计了杜甫与妻子杨氏对话的诸多场景，给儿女讲解途经地历史文化和儒家经典功课的情节等等，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

　　再次，学术成果的运用和学术式探究规范到位。对于学术问题，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提出要秉持先贤前辈严谨、客观、可信的治学态度，有一说一，用事实说话，用史料佐证，以免以讹传讹，误导后学者。我注意到，作者为了增加作品的学术含量，极力关注和涉猎了与杜甫有关的学术信息，规范引用了国内外杜甫诗歌研究大家如冯至先生、萧涤非先生、程韬光先生……以及陇右杜甫诗歌研究学者刘雁翔先生、高天佑先生等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量引用地方史志中与杜甫有关的记述，功课做得极其扎实。书中引用大量的史料，但有理有据，出处交代明确，不乏学术研究式的推理演绎。如提及邀请杜甫从秦州赴同谷的“佳主人”时，对于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清的“佳主人”身份问题一笔带过，没有过多揣测。再如提到徽县栗亭“少陵钓鱼”摩崖遗迹时，直接予以否定，这是严谨的。在天寒地冻时间，剜野菜，钓鱼绝无可能，倒是捡橡栗、套野鸡兔子什么的比较合情合理。

　　最后，平静、克制和隐忍的语言叙述方式也极具特色。杜甫在陇南境内共写了十九首诗，几乎一地一诗、一山一诗，状物抒怀，每一首诗中或多或少都在“剧透”自己生活的际遇。如何客观表述，不陷入对历史人物的书写或将其崇高化，弄得神乎其神，或者把小人物污名化，作者颇费苦心。如描述诗人在同谷生活的窘状时写到，天寒地冻时节，人地两疏，灶里无柴，袋中无米，囊中无钱，身上无棉，床上无被，在此情况下，诗人不得不跟随养猴的老人到深山老林拾橡栗、挖黄独来度日。诗人在同谷度过了他一生最艰难、最困苦的一个月。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杜甫眼见实在没法再在同谷待下去了，于是决定离此入蜀。杜甫创作的《同谷七歌》，字字血泪，声声哀音，令人不忍卒读。这组诗，一唱三叹，情动天地，被誉为“千古绝唱”。当然，作者也没有板着一副冰冷的脸孔写文章。如引用纸媒上读到的《假如大唐也有朋友圈》的文章，亦谐亦恢，将唐代诗人搬出来设置情节，一一亮相，还拿皇帝、皇后“开涮”，富有情趣。

　　天地本不全，万事皆有缺。硬要挑一点刺，我觉得书开本有点偏小，装帧过于简朴，但好在与一个落魄诗人当年的境遇高度切合。另外，书中图片稍微少了点。既然是跟着名人“走”陇南，可以更多编录一些反映杜甫途经地前世今生的资料图片，甚至还可以收集几张陇南境内外书画名家挥毫泼墨的与杜甫走陇南有关的作品，折射陇南更多的人文情怀。

　　正如罗卫东先生在书序中所言，在历史上途经或寓居陇南的文化名人当中，杜甫同陇南的交集最深、故事最多，诗作也最丰富，最值得大书特书、大写特写。袁兴荣先生用自己的辛苦和努力完美地做到了，为他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