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中国式小说——读《汪曾祺精短篇小说选》

　　汪曾祺晚年的小说差不多是越写越短。这位中国的短篇小说大师一辈子只写短篇，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于世，但他早年和盛年的作品也有比较长的，洋洋洒洒至万字乃至近两万字也都是有的。他晚年的作品却大多只有两三千字，有的只有一两千字，甚至更短。他较长的短篇固然脍炙人口，但他的“精短篇”似乎更精致，也更活泼，或许正如唐朝诗人祖咏在应试时写《终南山望余雪》诗只写四句就足以“尽意”一样，汪老也是意在“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吧。

　　中国的古典小说当然也有长篇和比较长的“话本”，但是文人士夫们喜欢的还是那些篇幅比较小的笔记体小说，似乎只有这些才是“正宗”。有“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称誉的汪曾祺喜爱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包括那些笔记小说，也就在情理当中。那种取材，那种口吻，那种结构，以及作品所透现出来的隽永之气味，我认为都沾溉于中国传统短篇小说，有的就酷似笔记体小说，因此，我们说汪曾祺晚年所写的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式小说”大概并不为过。

　　汪曾祺在年轻时也曾受到“新潮”的影响。他自己就曾说过他早年的小说里有“意识流”。这大概是真的。就拿这本《汪曾祺精短篇小说选》所收早年的几篇，也都可看出这方面的痕迹。《钓》写的是什么呢？不过是钓者“我”去钓鱼时的一段随机的、朦胧的浮想吧，甚至主人公“我”也是若隐若现。《猎猎》不过是一位盲者坐船过湖时所感受到的氛围与情景，却有一种人间世的苍凉与空阔，完全是出自“感觉”。《抑郁》更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小女孩的心理（情窦初开吧）。《驴》呢，放驴孩子眼中的一头驴，也只是感觉和联想（并没有多少故事性的回忆），但写得“美极了”：“驴它稳稳重重的时候不是没有，但发神经病的时候很多，常常本来规规矩矩，潇潇洒洒地散着步，忽然中了邪似的，脖子一缩，伸开四蹄飞奔，跑过来又跑过去；跑过去，又跑过来。看它跑，最好是俯卧在地上，眼光与地平线齐，驴在蓝天白云草紫芦花之间飞，美极了。”这些大多出自主人公视角的简单叙事与描述，不知从何而起，也不知至何而止，如烟云氤氲，极具朦胧的诗意美与情感的细腻，充分体现了汪曾祺作为一位小说家的体物的功夫。

　　中断小说写作二十年后，汪曾祺无疑更加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他体物功夫的加强，更表现在他阅世能力的加深。他后来写的“精短篇”小说，无疑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经验，故事性有明显的增强。他或述一人物，或写一事件，或绘一景物，或转叙一段传说……但每写一篇，总是以高度凝练的语言介绍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通脱然而具体，似无早期的闪烁与朦胧。但这并没有减少他的小说的魅力。原因何在呢？其实并无秘密，就是他所写的人与物与事总有出人意外的地方，或者说大多是畸人异事，而透过“畸人异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世态风貌，而且可以透视到人性的深处，加上汪曾祺式语言的晶莹剔透，汪曾祺晚年的小品式小说也就具有了玲珑珠玑般的品质，有人形容为类似于“画家册页式的艺术品”，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

　　读者耳熟能详的精短篇《陈小手》不用说了，《航空奖券》写一个大学生总要买“航空奖券”，好中了头彩去追求自己心仪的姑娘，后来发现姑娘已另有所属，他会怎样呢？他不仅没有烧掉过去为她所写的诗文，而是“留着，将来有机会献给另外一个人，也还是可以的”，航空奖券也照买不误，“因为已经成了习惯。”一个投机主义人物的面目昭然若揭。《捡金子》更是异曲同工，人家忙于“跑警报”，但他“别出心裁”，去搜捡人们慌乱中丢落的金戒指什么的，寥寥五百字就揭示出一个人的品性。由此也可见汪曾祺在经过几十年人生沧桑之后对世事的洞明与透析，端的是信手拣来，“人情练达即文章”；但应当指出的，汪老的讽世未必没有对讽刺对象的悲悯与同情，因为他们都是可怜的小人物！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写得精短，是源于他的文体自觉。他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就曾直言：“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应该说是符合文学“大历史”的规律的，正好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以写短篇小说著称的加拿大女作家门罗，也算是再一次佐证。在另几篇文章里，汪老也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笔记小说的偏爱（如《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因此，他的精短篇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是对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的有意继承。即便如此，他仍觉意犹未尽，所以他从寝馈其间的古代笔记小说发掘一些佳什，直接将它用现代语体文加以改写。这些改写跟白话翻译不同，而是再创造其小说意境，因此，跟流于他笔下的创作一般，不仅获得了“新义”，而且那种妙趣是得到了大大的发挥，是颇生动而吸引人的，尤其是题为《聊斋新义》的一组，是不可多得的妙品，这也可以看作汪曾祺对中国小说的贡献之一。

　　可惜的是，汪曾祺已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仙逝，改写古典的工作未收全功，同时，他自己的那些活灵活现的现代笔记体小说也就成为中国式小说的绝响。

　　（李成） 

《汪曾祺精短篇小说选》

　　（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