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新作《故宫文物南迁》出版 用文学建造“纸上的故宫”

　　《故宫文物南迁》

　　一个找到自己深耕写作题材的作家是有福的，更何况这个题材是故宫。近些年来，祝勇的故宫写作，已成为文坛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祝勇已出版《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十几部围绕故宫的著作，被称赞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宫”。近两年，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区：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

　　2023年6月，《故宫文物南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为“纸上的故宫”作品系列又添新篇章。6月15日，这本书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多位资深文学评论家出席发布会并集中展开研讨。

　　近30年的散文艺术探索之旅

　　散文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源远流长、底蕴丰厚。从先秦诸子思想哲学散文到《史记》这种叙事体散文，再到《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文采飞扬的千古绝唱，完成了散文文学系统话语的构建，是中国文学的根脉正宗。

　　在现代社会，比起小说、诗歌、戏剧等体裁，散文的写作群体应该是最庞大的。发的微博、写的朋友圈，以及在实体书店最显眼位置摆放的成功学或者心灵鸡汤，都算是广义上的散文。但在语言上进行修辞练句，在见识上进行拓展，在思想上凝练深刻把握的散文，是文学意义上的艺术作品。

　　当代作家群体里，祝勇的散文写作起步较早，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倡导并实践新散文写作，成就卓著，是国内“新散文派”的主力干将。早在1996年、1998年、2001年、2003年，祝勇就主编《新锐文丛》《声音的重量》《深呼吸丛书》《新散文九人集》等散文集。尤其是他自2003年起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布老虎散文》，以及2003年至2009年期间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散文年选，都是以“新散文”的作品为主，也蔚为规模。2022年8月，祝勇、钟鸣、于坚、冯秋子、宁肯、张锐锋、蒋蓝、周晓枫八位代表作家共16篇散文集结出《破冰》散文集，努力描摹“新散文”创作自发轫至青春蓬勃三十余年的吉光片羽。

　　经过几十年的写作摸索，祝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非虚构写作技艺和经验，达到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这在他的“纸上的故宫”作品系列表现得很明显。

　　《故宫文物南迁》正文共分9章：烽烟南渡、徘徊京沪、钟山风雨、西迁南路、西迁中路、西迁北路、沦陷之城、东归北返、一宫两院。翻开书可以看到，祝勇的书写明显采用了小说或影视经常会使用的表达方法，比如讲故事，场景转换等。

　　比如在书中“从皇宫到博物院”章节中，祝勇的写作就非常有画面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不仅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逼走了吴佩孚，而且为使封建帝制永无复辟的机会，索性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太妃（同治皇帝的瑜妃，1913年被宣统帝尊为敬懿皇贵太妃）将乾隆皇帝最爱的“三希贴”中的“两希”——王献之《中秋帖》（宋摹本）和王珣《伯远帖》携带出宫，后来通过娘家侄孙，以低价卖给后门桥外的古玩店——品古斋。而“三希”的另外“一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代精摹本），也只差一步就被溥仪带出紫禁城。溥仪仓皇辞庙，来不及带上衣物，第二天，他派宝熙回养心殿取衣物，把《快雪时晴帖》塞进衣物中，出神武门时，警官白桂亮见宝熙神色有异，上去检查，在衣物包袱里赫然看见《快雪时晴帖》，当场扣下，交给李石曾先生。李石曾先生为确保安全，将《快雪时晴帖》存入保险柜中。被乾隆皇帝时时把玩、昼夕观览的三件晋人法书，从此开启了各自飘零的旅程。

　　在另外一处，祝勇这样描述“皇妃革命”那段历史：

　　1931年8月25日，“末代皇妃”文绣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以散心为由，悄然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天津静园，几天后向法院起诉，与溥仪离婚。这一天，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只有二十四天。文绣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1922年和婉容一起嫁给溥仪，从此开始了“孤灯伴泪夜难眠”的“皇妃”生涯，那一年，她只有十三岁。她在大婚时穿用过的两件礼服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织绣藏品中。九年后，她在给妹妹文珊的信中这样评述她的婚姻生活：“姊受专制家庭非人类待遇已九载矣！无日不以泪洗面，薄命如斯，夫复何言！惟逆来顺受、苟延残喘而已……世界之大，姊之所受压迫、虐待可为第一。”

　　《故宫文物南迁》的写作，仿佛是对《故宫六百年》的接续，又像是将《故宫六百年》的结尾进行了展开和放大。

　　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对这个时间节点，祝勇很敏感：“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

　　祝勇说，正因为这种脆弱性，成为他们在首席专家郑欣淼先生带领下进行“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这一课题研究，以及他本人写作《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所在。

　　打捞历史，让岁月显影，殊为不易。在写作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献，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尽管此前祝勇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这次专程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八十多年前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在祝勇心里逐渐展开，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如此舟车劳顿、上下求索，虽然辛苦但祝勇收获满满，感慨良多。“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的威胁，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所有艰难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这样的挑战，不是我们今天这些在空调房里坐而论道的书生们可以想象的，我们也不禁扪心自问，假若这样的责任落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把它扛起来？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两年中，除了调查和拍摄，祝勇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随着写作的深入，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他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他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精神上的一次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