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角与战鼓》:新闻路上初试锋芒
《号角与战鼓:晋察冀战地记者》 王建设 王怡然 著 新华出版社
安岗,原名安正元,笔名郑远,1918年12月20日出生在天津一个大四合院,祖父、父亲都是外国洋行的职员。祖父在英国洋行,父亲在德国洋行。安岗年幼时家庭富足,生活安逸,但父亲却抽上了大烟,这让还是孩子的安岗很不舒服,10岁时就想离开家。
安岗的父亲前后娶了3位夫人,安岗是其父第二位夫人所生。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还有三个弟弟和五个妹妹。安岗的父亲比较有远见,经常鼓励子女们要出去闯一闯。
安岗不是循规蹈矩的孩子。小时在家比较自由,小学没上几天就不上了,因为觉得老师教得不好。后来上私塾,但私塾老师打学生。有一次安岗被打了,就采取小小的报复,把老师的椅子上弄了一摊水,老师一坐,裤子湿透了!老师很生气,赶他走。安岗说:“你不用赶,老子不在你这儿待了!”
1933年,安岗在天津法国教会办的工商学院读书,这听起来像个大学,其实是中学。在学校里,安岗和教英文的英国老师博爱考特颇为相得,跟他学了半年英语。但工商学院纪律严明,上课不准私自交谈,好动的安岗忍受不了,因此常常逃课,跑到附近的乡村玩儿。
1934年,安岗离开了工商学院,考上了天津的汇文中学。这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学校,气氛自由而宽松。安岗订阅了一份英文报纸North China Star(即《华北明星报》),在上面看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由此对共产党的主张,延安的生活,朱德、毛泽东的风采有了初步的了解。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学生流亡到天津和北平,学生中爱国情绪高涨,汇文中学也受到很大影响。校长刘芳,思想开明,倾向西方的民主自由。训育主任范绍韩是国民党员,但思想进步,提倡学生在课余阅读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允许学生读革命理论书刊,不干涉学生的抗日宣传,并对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在暗中加以保护和支持。在这里,安岗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参与筹建天津民族解放先锋队,对党领导的社会活动也积极响应。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天津大中学校也积极行动起来,揭露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蚕食渗透、推动华北自治的图谋,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汇文中学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安岗当选为宣传委员,积极组织参加罢课游行。
在汇文中学,安岗曾听过天津《益世报》社会服务版主编吴秋尘的一次报告,利用媒体服务社会的思想在安岗心里埋下了种子。对他而言,这可能是最早的新闻启蒙。在抗日活动中,安岗逐渐认识到了宣传的重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愿望在心中萌生。1935年寒假,安岗带着“寒假做点什么”的问题,给《益世报》的吴秋尘写了一封信,希望利用七个星期的寒假,到《益世报》当实习记者,以便“看看社会”“发现社会中各种人物的生活、经验及见解”。信的末尾还附上了一份采访的计划。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能如此珍惜时光,有这么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吴秋尘对此极为欣赏,他热情地给安岗回了一封信,支持了这个中学生的请求。
安岗的第一篇稿子,采写的是造纸学家杨十三(此人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后来参与组织冀东大暴动,走向革命道路,是老一辈革命家,后病死太行山上,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亲自参加他隆重的葬礼)。对安岗采写的稿件,吴秋尘给予了热情鼓励。在报纸的按语中,他这样写道:“第一次稿件来了,写得很不错。我们觉得他的确是个有希望的青年。同时,希望各个青年都像他这样做点有意义的工作,来利用这个不短的寒假。”之后《益世报》还陆续发表了他采写的《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创办者——宋棐卿先生访问记》《塘沽工人教育的主持人——胡道远先生访问记》《雷雨的作者,年轻的戏剧家——万家宝先生访问记》等多篇通讯文章。在一个中学生的寒假里,采访了多个天津的民族工业家和社会知名人物,小安岗表现得老到、内行,绝不幼稚。采访曹禺时,安岗事前做了准备,提出的问题也颇为专业。他从容不迫,对采访气氛和节奏的把握相当成功,期间还不时向曹禺说几句英语。他的采访记不仅写出了曹禺的经历,向读者介绍了年轻的剧作家对话剧艺术的理解和思考,而且还将被访者英姿勃发的风采很好地呈现了出来。
《益世报》的吴秋尘是安岗走上新闻道路的重要领路人。在采访写作方面,安岗深受吴秋尘启发。有一次,安岗跟着吴秋尘去看慈善家们开设的“粥厂”。他原本以为,慈善家给穷人喝粥,则穷人可以苟延生命,避免倒毙街头,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高尚的善举。到了现场才发现,这种想法十分幼稚可笑——粥很少,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在稀粥里面竟然还掺了沙子!这让安岗看透了慈善家的真面目。他们办“粥厂”,只不过是剥削穷人后装装样子的伪善!安岗由此认识到,下结论不能只看表面,采访必须深入到背后,做充分的调查和分析。
除了吴秋尘,时任《益世报》社论总撰的著名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对安岗的职业道路也有着深远影响。罗隆基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他的抗日社论义正辞严,充满激情,安岗认为是自己学习的精神榜样。
1936年夏,安岗从汇文中学毕业。这时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家危在旦夕。一腔报国激情的安岗忧心如焚。他放弃了在美国的友人请他去威斯康星州上大学的邀请,也拒绝了南京友人请他到中央大学念新闻系的邀请,安岗决心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洪流。
由于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表现活跃,安岗遭到日本军警的通缉。在党组织安排下,安岗辞家来到北平,随同这里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一起活动。在北平,他认识了山西“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他决定去山西。1936年冬天,弱冠之年的安岗,单枪匹马,闯进了娘子关,踏上了三晋大地。(本文节选自《号角与战鼓:晋察冀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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