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贞观之治”是这么来的（子曰诗云）

　　给皇帝进谏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哪怕皇帝欢迎臣下这样做。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待帝王，多是顺从而不敢违背，用甜言蜜语来博取帝王的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得隐瞒己见，要依次说出我的过失。”

　　长孙无忌、唐俭等人深谙明哲保身之道，说：“陛下用圣德教化，使天下太平。在我们看来，您没有什么过失。”

　　可有位黄门侍郎刘洎不藏着掖着，径直答道：“陛下拨乱创业，确实功高万古，正如长孙无忌等人所说那样。但不久前有人上书进谏，遇到言辞内容不合您心意的，您就不依不饶，当面追根盘问，弄得上书言事之人无不羞惭而退。这恐怕不是鼓励进谏的办法吧？”

　　唐太宗听后说：“你说的这话很对啊，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改正错误。”

　　这个故事来自唐代古籍《贞观政要》，从中可以看出，李世民真心希望臣下对自己直言不讳，提意见、出主意，从而改进治理方式和策略。

　　后人总结“贞观之治”的经验，其中一条必然是唐太宗君臣之间坦诚相见，一方诚心进谏，一方虚心纳谏，从而产生治国理政的真知灼见。尤其是李世民和魏征之间发生的那些故事，国人耳熟能详。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些，要感谢《贞观政要》提供的文献资料。

　　作为一部政论性著作，《贞观政要》不长，全书10卷40篇，8万多字。作者吴兢，汴州浚仪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人。其为人，性格爽朗，正直不阿，勤奋好学，对经书和史学都有一定研究，特别是对历史学有较深的造诣。约在武周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前后，吴兢被召入史馆，与当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徐坚等人一同编纂史书，并成为亲密朋友。

　　武则天之后，吴兢看到朝政弊端丛生，矛盾重重，认为需要提醒继任者不要忘记祖先创业的艰难，尤其是唐太宗励精图治的作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因此搜集了唐太宗和45位大臣的主要言论，分门别类，按照时间先后排列成书，并于唐玄宗时期将书呈上。

　　从全书来看，多篇涉及君主政体、行政伦理、行政效率、行政编制、行政问责、行政监督、行政制衡等思想，譬如第一卷的《君道》《政体》，第二卷的《任贤》《纳谏》，第三卷的《君臣鉴戒》《择官》，第五卷的《仁义》《公平》《诚信》，第六卷的《俭约》《谦让》《奢纵》《贪鄙》，第八卷的《务农》《刑罚》等。这些行政思想的核心和要旨，集中在民本和仁政上。尤其前者，是“民为邦本”这一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延续。

　　作为封建君主中的开明者，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认识到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自老百姓，民心向背才是王朝命运的决定性力量。这个理念是他通过纳谏得到不断加强的。

　　据《政体》篇记载，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魏征对唐太宗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这一关于君民关系的形象比喻给唐太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多次用这个道理来教训自己的子弟。有一次他看见太子乘舟，就对太子说：“汝知舟乎？”太子回答：“不知。”唐太宗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

　　从这些鲜活的对话能看出《贞观政要》的行文特色——叙事简核，文笔洗练，材料多具故事性，言近旨远。虽然是千余年前的人事，当今读者也容易懂。

　　由于吴兢编书的着眼点在于以史为鉴，“义在惩劝”，因此，对史事的编年问题未作过细的推敲，错漏之处不少。同时，由于历代辗转抄写，堆积了大量讹误。元朝儒臣戈直，对《贞观政要》作过一次细致的整理，并加以注释。他的本子比较完整，流传最广。

　　书成后，《贞观政要》被列为皇子皇孙的必读书。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奉为经典，反复阅读。宋仁宗赵祯非常欣赏唐太宗任人以“德行学业为本”。元朝皇帝多次提起该书，并请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穆宗时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外，每天中午都请人讲授《贞观政要》。明宪宗朱见深还为之作序，推崇有加。清代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约在9世纪前后，《贞观政要》传到了日本。他们模仿中国也把《贞观政要》定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材。镰仓时代，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此书。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17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

　　虽然吴兢编书的直接目的没有实现——唐玄宗时期发生了“安史之乱”，唐代自此走了下坡路——但给后世、给世界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