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说“伎俩”——读《岁寒三友》

　　苏北

　　岁寒三友一般指松竹梅，汪曾祺《岁寒三友》则开宗明义，是指三个人：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谓此三人品行高洁也。

　　像《岁寒三友》这样一万字的小说，得储备多少杂七杂八的知识才能写出来？我去年底又读了一遍，在书上做了好多批注，今天再读，仍然惊奇于它的好。汪曾祺的小说究竟要读多少遍，才是个够？

　　近看到一篇短文，认为一个好的作家，要能够有文学表达的精密度和分寸感。这其实是非常难的，而汪先生正是在此“精密”上，做得最好的作家。所以他的每一篇文章，才那么迷人。

　　这篇《岁寒三友》的故事，读者自己去看就可以了。我说一点细小的东西。

　　首先这三个人名：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起这三个名字，汪先生是有所考虑的。王瘦吾是个开绒线店小铺子的，人也瘦，肩胛骨在长衫外都看得清楚，为人又忠厚老实，本分而生活清贫。陶虎臣是做炮仗店的，他的名字合他的职业。正如汪先生在文中所说“陶虎臣长得很敦实，跟他的名字很相称”。靳彝甫是个画家，不是那种大画家，他画画，也只能糊个口。他清高，生活有雅趣，生活虽半饥半饱，可有滋有味。天井里有花草，用莲子种出荷花，水里养一二分长的小鱼。

　　——汪曾祺没有一篇小说人物的名字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如小说《金冬心》里的盐商就叫程雪门，《鉴赏家》里的大画家就叫季匋民，卖果子的就叫叶三，《鸡毛》里的文嫂就叫文嫂，那偷文嫂鸡吃的经济系同学就叫金昌焕，《星期天》里的校长叫赵宗浚，而那个跳舞好的女的就叫王静仪。还有很多，汪先生的小说里人物的名字是非常有讲究的，有兴趣真可以编一份《汪曾祺小说人物表》。总的说，汪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一般是偏雅的，但根据人物的身份，也有叫陈泥鳅、李三的。

　　在这篇小说里，汪先生将自己熟悉的生活尽情地往里面装，包括许多风俗。他实在是个喜欢写风俗的人，而且写得好，可完全融到小说中去，给小说增加了许多生气。在这篇小说里，比如，城镇里小生意人的生活场景，绒线店啊，炮仗店啊，小城画师啊。还有各种杂知识，比如关于绘画的（小城的画家和画师们）、民俗的（斗蟋蟀、放炮仗）。反正杂七杂八，汪先生说得都很有兴趣。

　　其次是小说结构。说结构，还真是没有结构。汪先生也只是老老实实去写（仿佛极笨拙）。一块一块的，清清楚楚。说完一块，再去说另一块。先介绍王家绒线店、陶家炮仗店和靳彝甫画店（包括靳彝甫祖传的三块田黄）。再写三人都交了点好运。王家开了草帽厂、陶家那年炮仗生意不错，靳彝甫斗蟋蟀挣了点小钱，又遇见了季匋民（要买他的田黄，靳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卖的，此处为后文埋下伏笔），推荐他办画展，建议他出去见见世面、开阔眼界。

　　小说一转折，只用了四个字：这三年啊！

　　王瘦吾的草帽厂的生意被人挤了，陶虎臣炮仗店没了生意，家里断了炊，嫁（卖）了女儿，女儿得了病。正在两家已经活不下去了的时候，靳彝甫回来了。靳彝甫咬牙卖掉了三块田黄，接济两家。这样的交往，当然寄托了汪曾祺的人生理想，也颇具古风，有一种“但使风俗淳”的意味。当然，这也只是汪曾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已。

　　这样的小说写法，就使得人物交集很少，正面写到王、陶、靳三人的接触只有三次（一次靳彝甫上门送匾，两次小聚）。因为汪先生说得好，说得有意味，说得深情，读者不费劲就读下去了，而且在不知不觉中给小说中的人物牵着走，读完还意犹未尽。虽然直接写三个人交接的地方少，但读者又无时不感到他们在交流，无字处皆有字也。

　　这篇小说实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它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你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别出心裁的好处是写出了特色，但也颇有难处，还要有识货的人欣赏它。

　　前不久在高邮，和学者杨早去看望年近九旬的金家瑜先生。金是汪先生的妹婿，他一辈子的职业是医生。金先生见到我们，交流了一会儿，他即很认真地询问起一件事来。他对杨早说：

　　“给您说个事。”

　　杨早：“您说。”

　　金：“汪先生的《岁寒三友》能不能拍个电影？他的温暖程度不亚于《茶馆》。”不知道金先生为什么用“温暖”这个词。

　　金先生接着说，“有一年在北京，大嫂问大哥，陆文夫的《美食家》拍成了电影，你的小说什么时候拍成电影？大哥说，我的小说不好拍。”

　　这让我想起同是在高邮，见到同样也是汪迷的张国真先生。张先生聊起有一年在先生家，他非常直接地问先生：“如果改编您的小说拍电影，应该选择哪位导演更合适？”汪先生向烟灰缸里掐灭烟头，戏谑而平静地说：“请斯皮尔伯格导演合适。”

　　想想当年《岁寒三友》发表的经过，已经够费劲的了。还奢谈拍电影。先是汪先生托一个同事带给《十月》杂志（这位同事有个同学在《十月》工作，这位同事还特意骑车送了过去），过了一阵没有消息。汪先生叫他给问问，《十月》的那位同学说，这个小说写的主题是什么？意思是不好发，便退了回来。过一阵，汪先生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受戒》有了点影响。《十月》的主编一次到京剧院来，又将稿子要了回去，发在了1981年《十月》的第3期上。想想也真是有意思。那一期同汪先生一起发表的那些小说，早没人议论了，而这篇《岁寒三友》，却多年来不断被人谈起。真是“解人”不易呀！同时也可设想一下，汪先生那时的寂寞和孤独。

　　在这篇小说中，我也看出一点小小的不足。最后嫁给那个驻军连长的是陶虎臣的女儿。可在小说中只写到王瘦吾的女儿，对陶虎臣的儿女一字未提，最后忽然冒出一个女儿来，有点突兀。总之不太完美。我这点小小意见，如果汪先生能够知道，我想他该会同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