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学者书房的大门

　　你喜欢在哪里读书？在家中开辟一个房间或一个角落，打造成浸润墨香的书房，或许是每个人都渴望的桃花源。

　　人们在书房里阅读、思考；在书本间、在柜架上，安置生活、探索世界。在这方小小天地，可以度过广阔的人生，也可以看见智者的世界。

　　本文摘自《坐拥书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学者们的书房与精神天地。

　　戴锦华

　　混沌开天地

　　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一整面书墙。书架上摆放着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各种书籍，有几层还点缀着几个精致可爱的小摆件。戴锦华老师笑着介绍说：“我的书房其实是一个‘混沌’。”

　　因为经历过书籍匮乏的时代，戴锦华曾经逢书必买，每次遇到难得的书展书市，她都会如饥似渴地带书回家。后来开始有人寄赠一些书给她，渐渐地，她的书房变得充盈而“拥挤”起来。

　　“我所有的空间都被书侵占了。最‘惨’的是，我几乎无法从中找到想要查阅的书籍，着急用的时候只好再买一本。原来的那本早已‘书深不知处’了”，戴锦华笑道。

　　书架的设计其实只能摆放一层书，戴锦华的书却最终被她安置成两层，所有的缝隙都派上了用场。但仍然有一些实在放不下的书，只能装箱存放在别处。

　　对于少年时期的戴锦华来说，每一本书都是“天降大礼”，这使她将书籍视为珍宝，既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将其吸收，又不希望阅读得太过迅速，来不及好好回味。直到今天，她读小说都舍不得读完最后一页，更不会让任何一次阅读半途而废。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阅读和学习，这使她慢慢积累了速读和组读的能力。

　　也许在旁人看来，快速、大量地阅读是一种天赋，但对戴锦华来说，比天赋更扎实的，是对书籍的饥饿感所赋予的能力。令她保持阅读习惯的从来不是“应该”和“不得不”，而是她内在的深层需求。

　　戴锦华在“电影与现实”课程直播中曾表示，自己把书当成食物，需要每天“食用”。正如三餐是不可以一日不吃的，漏一顿都会饿得心慌；书也是不可以一日不读的，否则就浑身难受。阅读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

　　戴锦华认为，真正有效的阅读，是先把一本书读厚，而后才是将它读薄。每本有价值的书都有它从属的思想脉络和历史框架，为了获知它究竟在表述什么，我们需要进行更多以它为核心的扩展学习，才能跟随它真正地进入一个世界，再通过它打开更大的空间。

　　“当终于可以自如地把握作者在书中的原创性表述时，你会发现这书其实很薄。所以为了读懂一本好书，我们更需要多读”，戴锦华如是说。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纵览各类书籍所打下的基础，筑成了戴锦华一路成长的阶梯。她涉猎广泛，除了对理论的研读、对文学的沉浸，还会进行大量通俗、流行文本的阅读——阅读网络小说是她观察当今社会文化的途径，从中她得以了解社会文化心理的构成，感受人们的热爱与忧虑、梦想和逃避：“我真切地觉察到社会和代际文化的剧变。”

　　现在，她开始时不时地重温一些名著和旧著。重读经典，在她看来是进一步感知世界及自身变化的路径，其体验十分耐人寻味：某些当年深爱的典籍，重读时竟觉索然无味；某些自认为已烂熟于心的作品，再次翻开时竟迸发出焕然一新的感受。

　　不同时期的自己，在书中能看到不同角度的世界；同样一段文字，能引人进入不同层次的思绪——书是常读常新的，戴锦华深以为然。

　　说起印象深刻的书籍，戴锦华表示：“这大概会是无尽的清单吧。”

　　林毅夫

　　于胸中丘壑处漫步

　　推开门，一整面墙的木质书架映入眼帘，没有任何点缀的棕红色书柜同园外的风景一般，庄严又古老，成百上千本书整齐地排列着。从《唐诗三百首》等古籍经典，到《农村全面小康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等现代策论，小小的书架凝聚着博古通今的力量。

　　在介绍自己的书房时，林毅夫只淡淡地说道：“我的书房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一排书；家里也有办公室，也有书。”

　　在他看来，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是一种心境、一种求知的欲望，是胸中有丘壑。“大块假我以文章”，真正的书房并不局限于一方天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可能是在路上，在飞机上，在火车里；甚至在开会，在听报告，在调查研究中。但心里始终保持着对事物、对现象、对社会的好奇，想去了解背后的道理。”

　　书也不见得就是买来收藏的那些，真正的书可能源于同事、源自朋友，可能是城市的一角，也可能在农村广袤的天地。如孔子所说，“吾不如老圃”，每个身边的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他们的认知，就构成了书房。

　　在林毅夫的认识里，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关心，每一种现象都应该被思考。他说：“如果把对社会、对时代的关注也视作读书，那是无时无刻不在阅读的。”

　　“有几本书是无论我去哪里，无论搬几次家，都会珍藏下来的。那样的书不多，但可能就是最根本的。”

　　年幼时期的林毅夫对书籍涉猎广泛，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每一种对世界的理解都被他输入脑海。后来读了大学，进了研究所，他读的书逐渐趋向专业化。虽已阅读无数，但在林毅夫看来，“书重要的不是买了多少，而是留下了多少”。

　　有些书丢了，有些书因为搬家被留在了原地，但总有几本书会一直留下来，留在身边、留在脑海里，那些书被看了两遍三遍，有了新的心得体会都会写在上面。

　　在他眼中，那是一些经典的书，比如朱熹的《四书集注》、老子的《道德经》、六祖惠能的《坛经》以及《金刚经》等，它们是几千年来留下的智慧，传道授业解惑之“道”，无论哪行哪业都在读的经典。“如果将来什么书都可以舍弃，那几本发黄的书我也会留下来，珍藏下来。”

　　在谈到对于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选择时，林毅夫认为，处在不同的时代，总是要选择相应的最有帮助的载体。过去没有电子书，只有纸质书，一些古籍经典甚至连索引都没有，查资料要靠博闻强识。现在不一样了，大部分知识信息都可以电子化，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唯有了解各种知识背后的道理，才能灵活运用，他反复提到，“任何知识都是刻舟求剑，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一定对”。

　　曹文轩

　　悠悠万事，阅读为大

　　曹文轩的书房是一片书山书海。一水儿的实木书柜像赭石色的海潮，浩浩荡荡地，从进门的玄关处发端，又层层叠叠地向屋内推进。曹文轩家中的会客厅也变作了书房，房间的两面墙改为制式统一的书柜，书柜之高，几乎与天花板相接。各式书籍满满当当地列于其上，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当真是满室生辉。书房更深处通向阳台，那里也贴着窗脚，摆了一溜稍矮的书架……

　　“这只是我的藏书的一部分”，曹文轩教授解释说，“还有其他的书在四处放着”。

　　架上的书不仅有文学著作，自然、社会、人文历史等学科也应有尽有。“我是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但是我看书的范围比较广。我一直认为‘读书要杂’。写东西、做学问，对知识范围的要求都很大——研究文学的不能只是研究文学，还必须懂哲学、懂心理学、懂历史学，甚至要懂文化学、人类学”，他坦言，“如果只看本专业的书就想把专业搞好，几乎是不可能的”。

　　谈及对读书、藏书的痴迷，曹文轩部分归因于儿时对阅读“匮乏”的体验。“那是图书非常匮乏的年代，好在我是一个小学校长的儿子——《草房子》中的桑乔，就是以我父亲为原型。那个小学校有一些书，我的父亲也有两柜子书，所以，我幸运地比村里其他孩子们多读了一点。”儿时培养起的对书籍的喜爱乃至渴求，伴随曹文轩始终，“一段时间不读书，我就浑身不自在——这简直是生理上的”。

　　“读书就像吃饭一样，因为当时没吃饱，我现在每吃一顿饭都非常认真，我从来没有食欲不好的时候。”

　　“博尔赫斯用‘森林’这个意象形容书之多，让我进入这片无边森林的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文系让我知道了八个字：悠悠万事，阅读为大。”

　　1974年，曹文轩被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录取。他理所当然地将图书馆系等同于图书馆，为自己将拥有一望无际的书山书海而兴奋至极！

　　与图书馆学的缘分，让曹文轩这个从乡下来的孩子，对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图书有了一种直观的感受。他回忆起参加从北大的老图书馆往新图书馆运书的情景，“特别像我当时在农村把粮食一车一车地拉到仓库里面去，一车又一车”。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曹文轩认识到，从图书馆系毕业后，主要时间是用来管理图书，而不是用来读书的。

　　三个月后，追随嗜好阅读的本心，曹文轩转到中文系学习。“是中文系让我在真正意义上成了一个读书人。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里的氛围——读书的氛围。”

　　他来到中文系的第一天，就能够感受到，“你必须读书，然后不顾一切地读书”。在这里，你不得不读书，不读书就没有你的位置，你就没有话语权。时间久了，读书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需要，正如之前说的生理需要。

　　长期以来，北大中文系都流传着一个说法——“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曹文轩并不否认这种说法，但他同时说，“如果我不读北大中文系的话，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百年校庆时，曹文轩写下《背景》一文。“我的背景是北大。本来，我是渺小的，却因这个背景的衬托，变得似乎也有了那么点光彩。”曹文轩满怀感恩，“说北大于我而言恩重如山，得首先说北大中文系于我而言恩重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