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掘更为饱满的情感世界——“诗缘情”理念的当下启示

　　【传统文论的当代回响】 

　　作者：米彦青（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诗缘情而绮靡”，是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观点。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感情的。当然，陆机并不是排斥诗歌的言志功能，只是在诗歌功用之外，通过对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艺术规律的高度概括，另行开辟出一条审美之路。南朝刘勰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认为作为创作主体的“心”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是融合统一的，也就是“神与物游”。南朝钟嵘依旧强调吟咏性情。诗缘情而生，基本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同遵循的诗学观念。到中唐，皎然提出“诗有四不”，所谓“情多而不暗”，强调诗歌缘情而起，但情感要适度，表达方式要中和。至晚唐，李商隐从元气自然论中的文学本源论出发，在诗歌创作方面，特别强调要言志、缘情，抒写性灵。李商隐强调诗歌是人之感情的自然流露，“人禀五行之秀”，内含七情，有所激动，需要借诗歌来抒发自己性灵，以达到“刺时见志”的目的。 

　　《李义山诗集笺注》清刻本 资料图片 

　　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是二者“妙合无垠” 

　　李商隐曾经以“师旷荐音”“后夔作乐”来比喻自己的诗作，并说自己的创作“其或绮霞牵思，珪月当情，乌鹊绕枝，芙蓉出水，平子《四愁》之日，休文《八咏》之辰，纵时有斐然，终乖作者”。他主张以绮丽的文辞来抒写情思，通达性灵。

　　古代诗人善于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凝视和把握，充分表达内心的充沛情感。诗歌中的日常美学，更多是通过诗作中的叙事实践与抒情感怀而得以塑形的。诗人着力展现生活的细微涟漪和波纹，在层峦叠嶂的内心世界里反复体察人生的复杂况味。这是返回内心的抒写。诗人是现实社会的体验主体，着重表达细微、琐碎、多愁善感的日常感悟。他们以表现生命实感经验与认知路径的变化为主，依靠内心的情感张力与娴熟的艺术技巧来统合诗性，细腻、幽微地将时代变化与个人生命弥合在一起。诗人从心灵深处涌出的对人性的困惑、执拗和爱恋，借助诗句得以抒发。

　　在日常生活的诗学建构中，对“物”的情感饱含着丰沛的能量。咏物诗是古代诗人的拿手好戏，也是相互之间切磋诗艺的一个隐形“擂台”。从本质上来说，咏物诗是个体创作者与日常物象有效互动的“对象化过程”。这意味着抒情主体的诗人与客体物象之间不是单向度的关系，而是相互之间有一种共情力，朝着共同的世界前行。

　　风景是另一重意义上的“物”。风景在古时诗人的笔下，无论是安宁还是静默，都显示出沉思的力量，闪烁着微光的美感。美国学者米切尔指出，“风景是涵义最丰富的媒介”，它“包含在某个文化和意指交流的传统中，是一套可以被调用和再造从而表达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符号”。风景在诗人笔下执行着重要的抒情功能，象征着诗人的主体能动性，对作品的情感结构产生影响。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曾经这样总结：“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是二者“妙合无垠”，大体又可以分为“情中景”和“景中情”两类。

　　“景中情”是在比较客观地描写自然和社会生活景象的过程中，能相对隐蔽地体现诗人的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方法，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表面看来似乎是纯客观的描写，但其中又流露出诗人的主观情意。“情中景”以深切写情为主，是诗人在直接抒发自己强烈感情的过程中，创造鲜明的“抒情人”形象，使诗中描写的物象抹上一层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甚至掩盖客观物象本来的面貌。

　　古时诗人的咏物诗和风景诗中，物象都是吟咏的重心，它们本来是生活的附属品，却赢得了审美上的独立性。这种对生活中随处所见“物”的关爱，表达出诗人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范畴里，诗人以圆熟的写作技巧与饱满的诗性感悟，把生活价值、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叠合在一起，让诗歌的意象褶皱带着诗人丰饶的诗性历史记忆。

　　情感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 

　　在情感社会学看来，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情感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古时诗人擅长运用情感的复杂向度，来传达生命体验与价值判断。比如，李商隐就不厌其烦地以细笔和重笔描摹情感带来的风浪，不厌其烦地确认既固若金汤又似是而非的情感联结，既对情感世界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又时时对其进行观察和勘测。这不仅仅是个体的叙事选择，而且背后还凸显出人与人之间既紧密相连又变动不居的生活谱系。

　　至清代，叶燮在《原诗》中写道：“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文学作品本来就是被用于抒发情感、表达志趣而存在的，说理要“缘情体物”，通过真切的体悟来传达“理”之深刻。诗之写事，未必需要完全拘泥于实际情状，而是可以发挥想象，在审美创造中进行表达和叙说。这就更加全面而完整地总结出诗歌中的理、事、情之特点。

　　以李商隐为代表的古代诗人，以强烈的自我体察、主体意识和艺术自觉，创造内心化和精神化的文学作品，重建文学与历史、社会、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有效地强化文学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情感世界的价值，以对情感世界的描摹与勘探，来深度介入现实世界。对于宏阔时代与他们擦肩而过留下的痕迹，他们在诗作中予以保留。这种保留，彰显出诗人在建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连续性上的可能性，也是诗人这个职业的一项神圣使命。

　　以充沛的情感表达对抗创作上的“技术主义” 

　　简单梳理“诗缘情”创作理念的萌发，以及在文学发展进程中不断激起的回响，旨在期待当下的创作充分汲取传统文论的滋养，及时纠偏，不断开掘更为饱满、丰盈的情感世界。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东西说过：“我们躲进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又渐渐地，我们干脆关上听觉器官，两耳不闻，情愿做个‘聋人’。我们埋头于书本或者网络，勤奋地描写二手生活。我们有限度地与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里汲取知识和养分’（海明威语）。我们从大量的外国名著那里学会了立意、结构和叙述，写出来的作品就像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遗憾的是作品里没有中国气味，洒的都是进口香水。我们得到了技术，却没把技术用于本土，就连写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名著们的故乡。”这是当代作家难得的自我审视，触及当下文学创作中的一些病灶，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有些作家关闭了文学与现实火热生活同频共振的情感通道，关闭了文学与广大世界相连接的情感通道，关闭了文学与人民群众喜怒哀乐共鸣的情感通道，而是一味沉溺于“技术主义”营造的精致套盒中，以“冷酷到底”的模式，追求“零度情感写作”，或者干脆背向情感世界，放弃了情感的温润与热度，从而使得一些创作陷入空洞生硬的境地。

　　正如文学评论家孟繁华所说：“文学最终是处理人的情感事务的，如果不在人的情感领域深入探索，如果对人的情感没有诚恳的体会，技术无论怎样先进或奇异，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主张重提“诗缘情”的创作理念，就是期待当下的文学创作尊重内在基本规律，辩证处理好理、事、情之间的关系，充分描摹现实世界中的情感脉动，不煽情，不滥情，更不冷酷无情，而是以激情面对时代，以深情面对人民，以热情面对生活，从而创造出情景交融、文质兼美、情理兼备的优秀作品，丰富读者的精神世界。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