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琐事闲录》说开去

　　　　我的书桌上有名为“琐事闲录”的一书一文，书是清人张畇（字林西）所著，文是知堂（周作人）读张著有感所写。

　　　　知堂的读后感不足五百字，却有几处引人深思。他在肯定张著“质朴可喜”“不负其题名”“一般随笔中所鲜见”之后，单独摘引了其中的《不入诗话》一则：“先叔祖幼不读书，而聪明颖悟，古近体杂作颇富，惜皆散遗，游幕江南日与袁太史往来，正值《随园诗话》开雕之时，薄其行止，终不肯出稿以相示也。曾云，袁某好相人阴，两三次晤叙之后，必设法窥验，殊为可鄙。”

　　随园老人像 钱慧安

　　　　这话很重，若不了解袁某，必对他有微词。

　　　　袁某何许人也？乃乾嘉时期的大才子袁枚，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作为生前身后都有重大影响的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美食家，袁枚早年任过知县且政绩不俗，后因仕途不顺，加之厌弃官场的逢迎，三十几岁便辞官回家，孝母、读书、创作。他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子不语》《随园诗话》《随园食单》等，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文应当反映诗人的个性。他还强调妇女解放，弟子中女弟子尤多，六十二岁时仍纳妾入室。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所以知堂在这里加重语气写道：“案：随园身后是非多。”

　　　　是非多到什么程度？“非袁者”如张畇的叔祖咬牙切齿地说“好相人阴，殊为可鄙”；“赞袁者”说袁具备“独到的政治眼光”，有对尚且年幼的和珅、和琳两兄弟预言的诗句“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为证。“非袁者”中，以光绪年间举人、诗人朱庭珍为代表，他评价袁枚“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豪雄，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赞袁者”中，以散文家、“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为代表，他在袁枚的墓志铭中写道：“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仿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年余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知堂既不完全赞成张畇叔祖的愤激之辞，也不完全赞成一些人对袁枚或褒或贬的偏狭之语，对袁枚的诗文，他比较认同蒋子潇的评价：“窃意关于诗文方面，蒋子潇《游艺录》中所说最为持平。”蒋子潇是河南固始人，著有《游艺录》，历史上关于蒋子潇的资料不多，但若是知晓思想家、诗人、文学家、改良主义先驱龚自珍的“问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风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过，乃是虹生与子潇”，以及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魏源的“与君同是再来僧，共拨寒灰听水声。谈罢不知庐阜月，只疑青海寺中行”，便可窥见蒋子潇的文学地位与社会地位。

　　　　知堂在《宇宙风》杂志一九三五年第六期的《谈桐城派与随园》一文中，引用了蒋子潇《游艺录》中对袁枚的评价：“乾隆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及其既卒而嘲毁遍天下，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变而以骂袁自重，毁誉之不足凭，今古一辙矣。平心论之，袁之才气固是万人敌也，胸次超旷，故多破空之论，性海洋溢，故有绝世之情。……二百年来足以八面受敌者袁固不肯让人也。寿长名高，天下已多忌之，晚年又放诞无检，本有招谤之理，世人无其才学，不能知其真本领之所在，因其集中恶诗遂并其工者而一概摈之，此岂公论哉。王述庵《湖海诗传》所选袁诗皆非其佳者，此盖有意抑之，文人相轻之陋习也。”随后，知堂明确说道：“蒋君最可佩服的地方还是在他思想的清楚表达。”

　　　　接下来，知堂话锋一转：“若论其人，则只凭著作想望其丰采者与曾经面接者两方可以有很大的距离，亦可以说都各有道理者也。”他的意思是说文与人是可以有距离的，是可以分开来看的。我认为这不是知堂圆滑在说两面话，这基于他对文人圈的深入体察，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悉。

　　　　知堂说文与人“可以有很大的距离”，这话是对袁枚说的，也是对张畇的叔祖说的——一面同袁枚“日与往来”，一面对袁枚“薄其行止”、骂他“殊为可鄙”，极易让人看出他“两面人”的面目。

　　　　果然，知堂把“林西的叔祖弼亭，曾向兄索钱不得，携纸锭来焚化”的事拿出来讲，意在让人了解张畇的叔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张畇《琐事闲录》的《生祭》一则，有具体且生动的描述：“先祖昆季三人。长，耔园公；次，即先祖；次，叔祖弼亭公。先祖性极潇洒，三叔祖性颇褊急，将己之产业荡尽，复向先祖求乞。先祖又刨分庄田一所、宅舍一区。遇窘急，犹复频频索借。一日，稍不满意，乃持楮泉焚奠，先祖持杯谈笑自若云：‘此生祭也，亦大快事，设使真死，转不得见汝祭矣！’仍复设措助之。”不仅频频向兄长索借，稍有不满，还给兄长烧纸钱，谁能想象这种蔑伦悖理的事竟是前文所讲“古近体杂作颇富”，而对袁“薄其行止”，终不肯入其《诗话》的那个人干的？落差之大，令人如入云里雾里。张畇叔祖的杂作好到什么程度？假如是可入《诗话》的上品，那么他的文与人也要分开来看。所以知堂说“其人似亦非君子。”

　　　　读到这儿，我不禁想到锺叔河先生为了出版知堂著作在《光明日报》刊出的那则“人归人，文归文”的广告语。尽管知堂的文学成就斐然，“落水”之后，人们终究对他另眼相看。不知当时已经“落水”的知堂写这篇读后感时，是否在想人们对他的文与人该作何评价？

　　　　由此，我还想到周氏兄弟的失和，想到鲁迅“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那则沉重的日记。这与“向兄索钱不得，携纸锭来焚化”有什么区别？难道博学的知堂不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这句古人的忠告，不知先贤所谓“兄友弟恭”的谆谆教诲？他在不足五百字的读后感中着重写这一段，必定是有心事在焉。

　　　　知堂说：“张君记此琐事，虽意在非袁，却亦可贵。”这句话意味深长。 （王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