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化的新诠释

　　杨光祖

　　在刘强众多的学术著作中，《〈世说新语〉通识》可以说是颇有特色的。在后记中，他坦言因为不是学术著作，所以就写得比较轻松。大概正是这种心境，才让此书有魏晋清谈之风。我用两天时间，读完全书，中间还穿插重读骆玉明的《世说新语精读》，两本书都给我很大的阅读享受和不同的审美感。

　　骆玉明是我很喜欢的学者，他讲的魏晋文学和《世说新语精读》，都深得我心。所以，看到刘强的《〈世说新语〉通识》，就感觉在骆玉明后，再写这样的书籍，难度是很大的。但当我细读一遍之后，感觉两人对《世说新语》的解读，还是同中有异，刘强不愧研究《世说新语》多年，对文献的熟悉，自是一般人难以企及。而且，由于他深厚的儒学造诣，使得他的解读，不乏新意。

　　刘强在后记中说，自己对《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解读，可能与前贤和时贤稍有不同。这一点，正是此书的优点。比如，他对魏晋玄学的诠释，就颇有新意。他认为，魏晋玄学，不仅仅是老庄之学，“而是儒道互补、礼玄双修的‘辨异玄同’之学。”这个观点可以说贯穿始终，也使得该书某种程度上后出转精，显示了作者的学养和识见。当然，书中“旁逸斜出”，讨论了我所深喜的陶渊明，而且篇幅不小。他说：“在我看来，陶公才是魏晋风度的集大成者。”

　　《世说新语精读》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讲法，文字雅致，识见明达，才情过人，切合原著风格，是一部很好的入门读物。该书细分为十三讲，基本涵括了《世说新语》。以此卷“精读”，配合原著，几乎就是珠联璧合。

　　刘强的《〈世说新语〉通识》，则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更适合年轻人阅读，一是用词，很新潮，包括电影用语，经常古今打通，让人有穿越之感；二是用新理论重新解读《世说新语》，比如叙述学。他提出《世说新语》的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叙事单位，成为独特的“立体志人法”，倒颇新人耳目。在具体的章节安排上，他条分缕析，让本来很费解的问题，变得非常清晰，这大概也是他多年演讲的功夫。比如，他讲魏晋风度，就分了七节：容止之风、服药之风、饮酒之风、任诞之风、雅量之风、隐逸之风、艺术之风。

　　刘强是新儒家，他谈《论语》、儒家，难免代入感过强，且又成名过早，言谈之间，顾盼自雄，气势逼人。我一直奇怪，他是怎么把儒家研究和魏晋风度，很好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刘强不同于一般的新儒家，他的视野是开阔的。《〈世说新语〉通识》颇有打通古今，兼容中外之特色，很多表述，不乏后现代之风。

　　说起魏晋风度，可惜的是，当年的清谈，除了一些比较短小的保留在《世说新语》，长篇大论的辩论，基本都没有流传下来。有一次，孙盛与殷浩“共论”，二人都是当时的清谈名家，“善理义”。《世说新语》记载，“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这不仅可看出时间之长，也呈现了论辩之烈，甚至到达了激辩的程度，“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作者全用白描，令人如在现场，不胜向往。可惜，双方究竟说了些什么，也是一个字都没有。当年编撰者，或者参与者，为什么不把这些长篇清谈，甚至彻夜清谈的论辩文字，都写存下来呢？那样的话，我们就有《理想国》那样的论辩著作了。

　　1927年，鲁迅曾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年四十六岁。这是一次著名的演讲，以后谈魏晋风度的学者，都难以逃过。骆玉明、刘强讨论《世说新语》的著作中，也多次引用鲁迅的观点，多为赞同。可见英雄所见略同。骆玉明的《世说新语精读》，单看目录，就知道深受鲁迅这个演讲的巨大影响。

　　刘强是《世说新语》专家，多年致力于“世说学”，已经出版著作多部，对《世说新语》相关文献、研究史等极为谙熟，因此在该书中，专辟一章，“世说学”：经典的形成与影响，娓娓道来，看似清晰，却非有深厚学养者不能为。

　　（《〈世说新语〉通识》，刘强著，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