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新龙：发现一个包罗万象的“宋”

　　近日，甘肃陇南市礼县籍青年作家祁新龙新书《元祐大时代：从庙堂博弈看北宋转衰之路》出版。《元祐大时代》共12章48万字，以北宋元祐前后十余年时间为轨迹，对元祐年间的朝局变化、对外关系、治国方针等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以及抽丝剥茧般的呈现。透过《元祐大时代》，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秘宋王朝的政治底色、时代特点与人文气象。

　　作者祁新龙公开出版《宣和四年》《景德元年》《建隆元年》《天下一人：宋徽宗传》等数部宋史作品。他为什么对宋史书写情有独钟？我们对此进行了专访。

　　□新天水·天水日报记者 闫海军

　　记者：北宋政权历时167年，截至目前，您已经出版了多部宋史著作，涉及太祖、真宗、神宗、哲宗、徽宗几朝，几乎贯穿了北宋几个重大或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这几本书连在一起构成了一部精彩的北宋断代史。您是怎样将这种创作延续下来的？

　　祁新龙：我的历史写作，起初只是爱好。成年后，随着阅读量不断增大，我愈加对历史感兴趣。我希望通过手中的笔，传播正确的历史观。

　　相继出版《建隆元年》《景德元年》《宣和四年》《元祐大时代》《天下一人：宋徽宗传》《王旦传》等。现在看来，我写的这几本书除了宋仁宗、宋英宗时期的内容较少外，基本涵盖了北宋其他七位皇帝。我通过线条的方式，勾勒出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写作之初，并没有整体的概念，也不是刻意去构造这样的结果，这是一步步探索形成的。

　　记者：那么回到这部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您的最新力作《元祐大时代：从庙堂博弈看北宋转衰之路》，与之前聚焦某一特定年份或人物为主题相比，这次为什么选择“元祐”这个历史阶段呢？它对于整个北宋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值得书写呢？

　　祁新龙：选择这个时间段的原因，是以往研究宋史学者多将这段历史切分成零碎的事件，割裂了这段特殊的历史。而在北宋，“元祐”显然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决定认真梳理这段历史，在去芜存菁的基础上，写一本综合性的书籍，尝试解密北宋转衰的深层原因。于是，就有了这本《元祐大时代》。

　　这本书是我目前体量最大的一本，也是我写的最“学术”的一本，不过并不难读，甚至很有趣味，老少皆宜。值得一提的是，它展示给你的可能是你从未了解过的北宋大历史，你将看到你熟悉的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等群像不一样的一面，他们不再是历史光环加持的明星，心胸宽广的诗人，学问精深的儒学大家……而是性格更为复杂的人，有缺陷，有血肉。

　　记者：您是甘肃人，在这本书里，甘肃作为当时宋夏边界的重要区域，比如环县、庆阳一带尤其是熙河之战的临洮等，都具有特殊的地理意义，您是否有过寻访这些历史遗迹，从而对写作产生更加深刻的感悟的经历呢？

　　祁新龙：在宋代，甘肃有着特殊的地理区位，最能体现两宋时期的军事、外交、战争和人。

　　应当有这样一种认识：不仅北宋时期的环庆、熙河、秦凤等特殊的字眼，与甘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到了南宋，国家疆域有所压缩，环庆、熙河等地已经成为金国疆土，但甘肃陇东南依然是宋朝重要的边境地区，吴玠、吴璘兄弟多年驻守此处，并先后在和尚原、仙人关等地重创金军。其后，他们又在陇东南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河池等地建立了川蜀防御线——“五州三关”。我曾沿着316国道和247国道遍访这些地方，实地考察，寻找历史留给我们的真相，对两宋之际的甘肃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

　　记者：现在流行开本小、字数少的“小书”，而您的作品大多字数不少，这部《元祐大时代》近50万字，又是一部“大书”。作为通俗历史读物作家，您觉得通俗作品值得写这么厚重吗？这样的体量是否会劝退一些读者呢？

　　祁新龙：信息时代，快速阅读成为一种主流。尤其是短视频的兴起，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优质的长视频点赞数居高不下。也就是说，即便是信息时代，人们依然渴望获得更多有用的知识，或者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历史写作也是如此，短小是优势，是顺应时代。应当注意的是，长篇也不见得就没有优势，关键在于如何叙述，如何让大家获取更多的知识点，带给读者何种体验。

　　我始终相信，在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中，一定有数以百万计的群体，他们并不畏惧书本的长短，只在意获取知识的多少。《元祐大时代》展现给读者的是元祐时代的群像，既然是群像，自然需要大量的笔墨。不过，虽然内容多、牵扯的人多，但这本书并不晦涩。

　　记者：请您就《元祐大时代》简要地评价一下这段历史，它给后世的启示有哪些？

　　祁新龙：不管是读历史还是写历史，很多人其实都是拿当代的视角去审视历史，这无可厚非。因为人们在审视历史时，需要一种参照体系。而当代是人们生活的时代，也是熟悉的时代，拿当代对照历史，可能历史就更熟悉、更立体。不过要想深入了解一段历史，摒弃当代的视角很重要。

　　《元祐大时代》写的是宋代历史，首先要注意的是，它写的是宋代，不是当代。如果这本书对读者的认知有所冲击，希望能够多多体谅。因为这个时代距离现代一千多年，很多事情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无法做到与当代无缝对接。需要声明的是，这本书中的描写，多是对史料的提炼与总结，它展示给读者朋友的也是复杂的历史，没有线性的叙述，更多体现了复杂。而这种复杂，恰恰能够还原和靠近历史。

　　至于说这本书给人的启示，应该是在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过，了解历史、弘扬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记者：最后，您能否给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提供一些历史书写的经验？

　　祁新龙：就写作这件事而言，完全是个性化的。这是一项脑力和体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个人经历、叙述风格、审视视角等有密切关系。而这种个性化，又体现在差异性和排他性上。事实上，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对世界的认知都不一样，这也注定每个人的创作不尽相同，我们很难在别人的创作中找到可以效仿的经验。　　不过，在阅读、写作方面还是有些共通的东西，即读和写。阅读的目的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又要以阅读为支撑。我一贯主张阅读要先渊后博，大量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就如同蚕吃桑叶会产丝，修筑楼房需要水泥和砖瓦一样。只有了解的足够多，你的视野才能足够宽，胸怀才能足够广。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认识：写作这件事一定要有宽广的胸怀，因为你的叙述就体现在你的胸怀上，读者是能够真切感受到的。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是写不出人类共情的好作品的。换言之，只有阅读面拓宽了，你的写作才不会狭窄。当然，毕竟阅读是一回事，写作又是另一回事。写作没有好办法，只有不断练习，就像书法家不断练习书写，画家不断进行绘图是一个道理。练着练着，文字的敏感力就有了，语言的驾驭能力就有了。

　　总之，读书、写作是艺术家的两件法宝。对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而言，就要处理好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再结合个人的经历和对世界的感知，就能写出温暖的文字。

　　记者：通过写宋朝历史，你发现了一个怎样的“宋”？

　　祁新龙：每个人对宋代的了解都不尽相同，即便是写宋代历史的作家、学者也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想，我发现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宋”。比如它文教兴盛、经济发达，但它也武备废弛。再比如，它制度的弱项是预防，即凡事都要进行提前预防，这几乎是两宋的主色调……这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宋朝一样。

　　记者：读史鉴今，通过钻研宋史，你觉得重新梳理宋史，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有哪些启发和意义？

　　祁新龙：宋代的历史是包容的历史，尽管它还是封建社会，但它走向了一种包容开放。这是一个时代的姿态，也是对后世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读宋代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不管是读书，还是为人处世，都要有大胸怀，有包容心。

　　记者：未来，你还会写宋朝的哪些方面？

　　祁新龙：未来，如果条件允许——主要是时间允许，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我常常恨不能将一天当作两天用。如果时间允许，我计划以北宋的甘肃和南宋的甘肃为视角，深入挖掘史料，创作出更多有趣的作品，带着甘肃文化走出甘肃，走向中国，让更多人了解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