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聊斋后封神——读王兆军的新作《蚂蚱》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文学评论家。

　　《蚂蚱》 王兆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陈思和

　　　　在当代文学史上，王兆军是一个难以被忘却的作家。曾记得上世纪80年代全国文学创作评奖，有一届他的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和报告文学《原野在呼唤》双双入选。此奖为鲁迅文学奖的前身，能获得如此殊荣的作家，当时不多，现在也少见。何况80年代风清气正，此奖赢得舆论界一片赞扬之声。我与大老王是复旦中文系同班同学，虽然天南地北我们交往不多，但对他的创作成就，一向深以为自豪。就这样时间一晃过去几十年，转眼我们都已经是古稀老翁，到了含饴弄孙之年，然而最近我又读到了他的长篇新作《蚂蚱》。

　　　　大老王是山东临沂人氏，其小说写的蚂蚱庙村，应在他的家乡鲁南地区，扩大点说，也影射了整个黄淮地区。小说故事从光绪二十六年一场特大蝗灾写起——这场蝗灾好像莫言在《红蝗》里也描写过，但那只是一个楔子，就像《水浒》里洪太尉误走妖魔，进入正题所描写的，似乎与蝗虫并无太大关系，蝗灾也就成了一个文学意象。《水浒》描写的天罡地煞象征了洪太尉放走的妖魔，至于如何“妖魔”？怎样“误走”？那只能靠读者的想象。照这样子看来，作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写蝗虫，又处处写蝗。蚂蚱神庙村里的芸芸众生，生生死死的挣扎、呲牙蹬腿的折腾，蝗灾也。

　　　　小说描写的蚂蚱庙村史，从辛亥年开始，到己丑年为止，影射了整个民国历史。不过在我看来，作家并不着意于再现历史，全书注明历史记载的年份，也就是1911、1938、1949三个年头，其余叙述时间模糊一片，暗合了我曾发现的一个文学叙事特征：民间叙事。我在讨论贾平凹小说时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民间说史没有明确的年份，假作真时真亦假，只讲故事的完整性，而不讲时间的连续性。如书中写到辛亥第二年，贾三福去探望县城里混事的革命党人赵建章，办公处墙上挂孙中山的画像，口里讲的是三民主义，后来几次写到新政权依法办事，甚至写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些都应该发生在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下的故事，而不是辛亥年末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那一两个月。作家这么写，是说明蚂蚱庙村的农民根本没有搞清楚北洋军阀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区别，也无视这些政权的存在，他们记忆里只有与村里有关的事件，除此以外，无非交税纳粮抽壮丁，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小说在大叙事上锁定了民国时期，而在具体的琐碎的村史叙述上，采取了民间说史的方式，两者的交集和错位，构成这部小说第一个有趣的看点。

　　　　其次，小说又一个看点在于贯穿全书的人物贾三福。此人在小说叙事上扮演了独特的角色。我先分析小说的两个细节：第一，结尾一章写了神庙里有壁画，画的是蚂蚱封神，画中儒佛道各路神仙以及许多蚂蚱，一夜之间都被标上了村中人氏名字，每个村民都被封神，而独独缺了贾三福。在《封神演义》里，封神者自己没被封神，因为他本来就是神仙下凡，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姜子牙。以此推理，蚂蚱庙村的封神者，贾三福无误。第二，那么这个封神者担当了什么角色？小说开篇几章介绍贾三福的种种故事，到第七章写赵建章（最高政权的象征者）给了三福一个过时的名号：约地，即乡约地保的统称，民国以后早就废了这个名号，但它却给了三福一个为村里公众服务的平台，从此，不管有意无意，蚂蚱庙村所有发生的故事都与三福有关联，他是参与者又是见证者，实际上也承担了蚂蚱庙村史的叙述者。当然村里也有与三福无关的故事，但三福没有参与、或者不知道的事情，也就没有被记录在这本小说里。直到1949年蚂蚱庙村建立新的政权，兴邦（另一个新政权在村里的象征）剥夺了三福的约地名号，宣布要把他开除。于是三福就摆脱了名号，消失不见了，村史叙述也到此戛然而止。小说里说他是失踪了，赵琪扶乩算卦，发现三福有两个人影合在一起，看不清楚。此象如以《封神演义》的思路来解读，三福其人，有真有假（贾），封神者是神，村中人是幻，封神大事完毕，便合二为一，回归真身。如从另一部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叙事逻辑来推之，贾三福所经历的，从其获得约地名号到最后失去，也就是另一块大荒山无稽崖的石头所记录下的民间故事，贾三福是蚂蚱庙村的第一叙事人。作家是隐身于贾三福，利用他的眼睛来观察和叙述村里故事。人的名号也就成了那块无力补天的大石头。大老王深得中国古典小说之美的真谛，此中三昧，如能贯通古今小说文脉而细细品尝《蚂蚱》，人间一大快事！

　　　　这样就回到本文的题目上了。《蚂蚱》为读者树起一个古今贯通的创作典范。这部小说里埋了许许多多的梗，无不通向中国古典小说美学之汪洋大海，源头是那样的浩瀚恣肆，以致于每个小说元素里都浸淫过传统美学的营养。我前面说到它的叙事具有《红楼梦》的贾雨村言之意，从叙事题材而言，《蚂蚱》似更接近《水浒》描写的社会底层和江湖黑道，许多故事都直击冷酷的世道人情。其中少年瘸造以暴易暴的故事，直接运用了逼上梁山的隐型结构；而瘸造在王家招亲被害，也接近于桃花山小霸王周通的招亲陷阱，只是《蚂蚱》更强调了普通人的反抗和主体性。作家塑造瘸造这个形象也是煞费苦心，他写了一个脾气暴戾、内心充满仇恨的不良少年，但也并非无可救药，读书人谢芳春几句安慰性的话，就燃起他内心朦胧向善的一丝火苗，可惜这一丝希望很快就被现实中的人们用暴力掐断，向善的火苗被熄灭，剩下只有冷酷报复，还连累了善举之士谢芳春。

　　　　叙事结构上，《蚂蚱》不似《水浒》那样具有浩浩荡荡、百川归海的目的性，它更接近《封神演义》那样让神仙世界与现实世界并行的结构，不过《蚂蚱》不是神话故事，所以神道世界的叙事线索都被隐蔽起来，只是在现实叙事的缝隙里时隐时现，最后则以封神异象来暗示其结构的两重性。这在民间叙事里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从叙事形态而言，《蚂蚱》的通篇叙事接近于《聊斋志异》。蒲松龄也是山东乡贤，一个民间故事的讲述高人，鬼神仙兽与人间世界被他揉成一团，浑然难分。《蚂蚱》犹如一部被短篇连缀起来的现代聊斋，作家写云舒（何仙姑）受高人指点陷污泥而不染；写宋氏女为爱欲奋不顾身终于沉沦；写何氏女被丈夫典卖、恶婆虐待致死，冤魂化作乌鸦复仇；写盐贩兴邦在土匪抢劫面前裸身嗥叫、绝望咒天，终于脱险；写徐和尚的猥琐、林守典的迂腐、赵琪的我行我素、宗申的软弱失节（风中芦苇），各有其精彩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民间乡土，似真似幻，玄魂迷人。

　　　　一部当代小说，就这么远远地来到我们的眼前，带着历史文化的信息，从黄土深处、从神话传说、从宋元平话、从明清说部……对了，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大老王在《蚂蚱》里并非纯然发思古之幽情，传统文化美学是小说的叙事表征，但深入小说肌理的，依然是新文化传统的批判因子。看那小说的前几章描写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死水微澜，弥漫了鲁迅创作《阿Q正传》《风波》的气息，作家作为小说叙事人，经常撇开贾三福的衣冠形体，忍不住露出真身，画龙点睛地发表议论，月旦蚂蚱庙的种种人事，那又是现实战斗精神的昂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