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

　　　　身为人类学家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们具有任何“超人类”的特质吗？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一身份充满好奇。英国人类学家、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奈吉尔·巴利就将他的田野调查活动用文字记录下来，为读者呈现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况”记录和人类学研究者的真实样貌。

　　　　奈吉尔的书籍向来以其游记般的体裁和诙谐的文风为读者所喜爱，他的首部作品《天真的人类学家》曾在2011年推出中文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记录了他前往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透过他轻松幽默的文字和敏锐的洞察力，读者仿佛深入神秘遥远的非洲文化，在捧腹和讶异的同时，看到了人类学家是如何展开调查、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的。奈吉尔的考察之路并未止于非洲，他继续前往东南亚，探访印度尼西亚高山密林之中的神秘民族——托拉查人，由此带来了另一本有趣的作品《倒霉的人类学家》。在这本学术游记中，奈吉尔延续了之前的“脱口秀”式文风，抛下人类学家头顶笼罩的神秘面纱和令人生畏的严肃象牙塔气氛，用一个个笑点满满的经历，鲜活地展现了人类学涉及的工作点滴，为读者破解了与人类互动相关的神秘电波密码。

　　　　诚实是学术严谨性的重要体现，这也让奈吉尔的文字格外富于趣味和魅力。他在全书开篇就向读者“摊牌”，坦言前往陌生地带的田野调查必定是绝不轻松的旅行——虽然保险公司做出“人类学不是一项危险的运动”的保证，但事实显然是完全相反的。至于选择人类学这一“冒险运动”背后的动机，奈吉尔的调侃令人忍俊不禁：“我从未真正搞懂是什么驱使人类学家进入人类学这一领域。可能只是纯粹好管闲事，战胜了理智和谨慎。”奈吉尔还向读者“如实交代”，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也并没有外行人想象中那么高大上，目的也并不一定是为了解其他文化，常常都是他们为解决个人问题而选择的灵丹妙药——比如为婚姻、升职等事情遇到的麻烦找回些感觉。而奈吉尔本人的此次行程，则是出于一种类似朝圣般的迫切需求，最初只是因为想去看看当地孩子的尖尖耳朵。

　　　　于是他踏上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在险峻的地势和炎热的气候中，跋涉过荒凉山林和泥泞街区，上演了一出人类学家版的“人在囧途”。他穿着不合身的纱笼摔了个四脚朝天、带着发情的马群前行导致行动更加困难、被难以捉摸的交通搞得晕头转向、因不熟悉当地风俗和语言而闹笑话、在当地人看似古怪的举动中也能看到善意……奈吉尔秉承着谦逊的姿态，用幽默的文字记录下他的经历和与不同族群人类的互动，那些文化上的天差地别和由此带来的滑稽笑料与惊魂未定，正仿佛是对“倒霉的人类学家”这一称谓的诠释；然而类似的文化碰撞就像游乐场的碰碰车游戏，有动感，也有乐趣，为人类学这一学科带去灵感迸发的火花。

　　　　在带去笑声之外，奈吉尔的游记并未脱离学术气质，仍让读者不禁生出几分人文思考。在人类学家的视角下，被研究的族群常是“他者”，是与自身不同的“被观察”的群体，奈吉尔的记述也让人对此产生联想。或许普通人对人类学家免不了会发出一些质疑声，比如，他们的研究视角是否有狂妄自大的嫌疑？毕竟同为人类，对其他族群的品头论足就一定具有说服力吗？奈吉尔似乎也理解这样的疑虑，他可以说是毫不“护短”地批评道，人类学家通常会“神化”自己的身份想象，仿佛他们无所不知且能洞悉一切。奈吉尔也如实记录了自己作为“异乡人”闹出的各种笑话，在本地的托拉查人眼中，他又何尝不是一个“被观察”的窘迫的外来人。更近一步来说，随着交流的持续，“他者”的界限似乎也没有那么清晰了——当托拉查人在雨中悼念在航海事故中遇难的同胞时，奈吉尔写道：“一只手臂伸过来，盲目地摸着我的肩膀，抓住我的手肘，把我拉近他们的情感世界。我也开始哭了。”在大自然的雨水中，人类的共鸣被唤起，奈吉尔将这种一瞬间微妙的感觉形容为“不是兄弟但更胜兄弟”。

　　　　奈吉尔不惜笔墨地展示了托拉查人的传统宗教的内容。托拉查的传统宗教自成一派，显著区别于西方宗教和现代世界，然而，随着东西方的碰撞与融合，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地的传统逐渐走向分崩离析。渐近全书尾声，奈吉尔热情邀请作为托拉查宗教掌门人、传统雕刻师带头人的内内克前往伦敦，参加一次以尝试保护传统建筑为目标的展览。虽然展览收获了良好效果，却造成了长期的反向代价——“帮助扼杀了印尼的一种传统”。村里的旧宗教消失了，没有人再负责接手；象征着托拉查传统守护者身份的内内克在临终前皈依基督教，彻底抛弃了历史上长久的祭祀传承；一度被认为是传统建筑继承人的年轻雕刻师约翰尼斯，摇身变为一个现代世界公民，讲一口比托拉查语更好的英语，甚至开始学习“象征未来”的汉语。曾经身为奈吉尔的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约翰尼斯不仅也学习了人类学，还将前辈内内克写入了论文。最令人吃惊的是，他是如此熟悉商业社会的运作，全书在他热情招待看似“木讷”的作者享用美食的片段中落下帷幕。最初徘徊在现代世界门外的托拉查族群，最终变成比人类学家作者更熟悉这一切的角色，曾经被观察的“他者”最终与观察者站在了同一视角。

　　　　奈吉尔仿佛试图用这一切向读者传达，主观构想中的“他者”其实并非如此坚固，人为的分门别类是多么脆弱和易被推翻，正像他对自己的作品做出的描述：“它记录了错误的足迹和语言上的无能，驳斥了自己和他人先入为主的偏见。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笼统的探讨，而是描绘了与诸多个体的接触。”抛却固有的偏见和傲慢，与不同个体开展真诚的对话，发现人类之间真实的共鸣和同频，或许正是人类学这项“冒险运动”令人神往的温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