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读书声最佳

惟有读书声最佳

——中华文明中的读书重学传统

　　作者：刘绪义（国家税务总局党校〔长沙〕教授、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要问这些突出的特性是怎么产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书重学的传统。泱泱中华，一直以一个读书大国、学习强国的姿态挺立于世界文明最前列。

　　“为人皆不可以不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为进入文明社会标志之一的文字的发明，也是书籍的第一要素，意味着文明与读书一开始就结下了深厚的因缘。考古发现，汉字，作为中华文明原创性重要特征的标志，不仅起源早，而且以其独特的表意文字优势，成为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功臣”。

　　《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这里的“书”虽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书，但是，隐然可见中华民族对书籍的崇拜。在中华民族的文明早期，书是著之于竹帛的，书写和阅读都不方便，但这并不影响先民对书的重视。着眼文明的传承，古代官制中就设立史官，甲骨文中就有“乍（作）册”“作册右史”等职官出现，《后汉书》记载“古之帝王，左右置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有着众多职能，如记事工作、藏书工作、占卜工作、文书工作等，兼具治史与从政之职能。史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亦巫亦官”，地位崇高，“通天人之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才有传之后世的书籍。

　　书籍地位之高，也是现代人想象不到的。老子曾经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公元前6世纪初，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失败，率族人奔楚。作为王子，在逃难之际，竟然将宗周藏有的典籍都带到了楚国。毫无疑问，一个人在逃难之际，随身所带的东西当然是最重要的。老子因此失望“下岗”，楚国却因此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

　　夏商周三代时期，“学在官府”。可以说教育为王官所掌控，足见官府对教育的重视，也可以说，囿于条件限制，私人与民间没有条件办学。清人章学诚说：“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校雠通义》）正是由于教育，士由一种等级转变为一个阶层。士在战国之前属于贵族，接受过正规教育，特别是军事教育。管仲进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规定士的主要职能就是从事军事训练和打仗。至战国，武士向文士转变，或者说，文士更多地活跃在社会。墨子称文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这就是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的一类人，这些人就是后世所谓的“读书人”。

　　读书人社会地位之高，在春秋末至战国，从诸子的活跃即可见一斑。孔子有弟子三千之说，即使不是确数，也足见数量之大；墨子一次性可以召集300名弟子帮助宋国守城；吕不韦有门客三千，能帮他写成《吕氏春秋》。这当然得益于王纲解纽，学术下移。其时的私学盛行，也充分说明了民间对读书的渴望与重视。

　　汉代以后，官学更向平民子弟开放，同时鼓励私人办学，教育的普及性远胜于同期的西方。西汉读书人群涵盖帝王公卿至平民百姓的社会各个阶层，许多经学博士，刚开始都是自己潜心读书，影响日著后被征召为博士；东汉更甚，有名的经学大师开门授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千里负笈，诵经读书，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东都赋》）。

　　唐代在中央、各省各地有官学，民间富户兴办有私学。更有许多东洋学子，不远万里，来到大唐，“打卡求学”。宋代书院大兴，读书之风更是盛行。

　　不唯如此，中华民族基因里重教兴学传统也表现在女子教育与读书风气上。《礼记·内则篇》载，10岁前的基础教育并不分男女，从6岁始，女性可以和男性一起“教之数与方名”，因此，先秦通诗书、善属文的贵族女性很常见。齐姜可顺口引用《诗经》“莘莘征夫，每怀靡及”，穆姜通《易经》；据考，《诗经》中很多篇章，如《燕燕》《柏舟》的作者都是女子。汉代皇后多爱读书，窦太后好《老子》，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和帝皇后邓绥6岁“能史书”，12岁时精通《诗经》《论语》。班昭能指点皇帝绘画和书法，指导皇后习经史、天文和数学，被尊称为“大家”。

　　普通士民家也有不少识文断字的女子。汉代有“小戴”之称的大学者戴圣，早年丧父，其母能够跟他释《礼》，这样一部被现代人视为难懂的经典，在她这里却可以随口道来。前秦的宣文君出身儒学世家，幼年丧母，父亲传授其《周官》，并告诉她：“我膝下无子，你若不用心学习，这门学问便要从此断绝了。”

　　唐代社会更开放，女子教育涵盖道德、女红、儒家经典、文学、书算、音乐和宗教等方面，《女史》《女则》《女仪》《女诫》是唐代女性常读之书。因而，自嫔妃女官到村妇尼姑，皆善诗词文墨。唐代小说诗歌之中的女性无一不是知书达理、舞文弄墨之人。《唐才子传》记载：“唐以雅道奖士类，而闺阁英秀亦能熏染。”《全唐诗》载女诗人113位，诗作达600余首。宋代被视为对女性苛刻的时期，其实，理学家们大都赞成女性读书，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出女人如果知道怎样阅读，会成为更好的妻子：“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

　　明代，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阅读活动增多，社会对女性的审美也从对女容女德的欣赏转向对才华气质的推崇。以女性阅读为主题的仕女画大量涌现，明清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女性阅读最活跃的时期，女学神频出。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面世后风行一时，唤起了万千闺中女子的梦想，内江自信有才貌而不轻许人的女读者爱上汤显祖，扬州女子金凤钿干脆直接托人寄书给汤显祖。1792年春，袁枚暂栖杭州西湖宝石山庄，江浙一带女弟子闻信后纷纷带上诗作前往拜谒。

上海大观园内“宝黛共读西厢”雕塑 资料图片

　　六经勤向窗前读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教传统，历代帝王都兴文教，重视并倡导读书。

　　有诗称“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谬矣。刘邦尝为吏，秦朝文吏是有知识的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史载“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汉文帝说：“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汉景帝说：“夫吏者，民之师也。”项羽虽学书学剑皆不成，但他爱学兵法，兵法有书传世。否则，刘项二人如何能各自写出《大风歌》《垓下歌》？汉代皇帝如昭、宣、元、成诸帝皆爱读书。昭帝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宣帝“师受《诗》《论语》《孝经》”，元帝“多材艺，善史书”，成帝“壮好经书”，等等。西汉诸王如梁怀王刘揖、淮南王刘安以及刘向、刘歆等都是大学者。东汉皇帝如光武、章帝等亦颇有学术造诣。此后历朝历代皇帝无一不是经过多年读书熏陶出来的。

　　出身武将世家的赵匡胤常于军旅中读书。有人向周世宗告密，称赵氏用几辆车满载私物财宝，经检查，原来所谓的财宝其实是数千卷书。世宗问：作为武将，要书何用？赵氏回答：多读书以广见闻，增智慧。做皇帝后，他以读书多少作为考察选拔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赵匡胤曾问疑于宰相赵普，赵普竟无言以答，再问学士陶谷，得以解答。赵匡胤因此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宋代其他皇帝，如太宗也一样，史载“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有一次，宋琪对太宗说：“陛下好古不倦，观书为乐。然日阅三卷，恐至罢倦。”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虽未能尽记，其未闻未见之事，固以多矣。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真宗说：“朕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机务之暇，惟以观书为乐焉。”

　　朱元璋苦于年少时与书无缘，从军以后刻苦读书，称帝后，“命鸿儒进经史，自批阅，终日忘倦”。明朝还确立了专门为皇帝开设的经筵制度，延续数百年之久。清自开国之初就重视文教。皇太极即位刚三年，宣布“兴文教”，称“从古至今，历来是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高宗乾隆更是组织各类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编纂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的活动。“列圣万几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官，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目之巨观也。”继明成祖时编纂《永乐大典》后，修《四库全书》，堪称文教之盛。

　　“帝王所图治，立学当为先。”这几乎成为历代君臣的共识。不仅帝王以身作则，表率天下，而且许多皇帝都在劝学。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最有名的莫过于宋代皇帝赵恒的“书中三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总之，“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此，不仅士人读书，官员读书也成为风气。

　　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不仅看其出身门第，还要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文教大盛之时，许多武将也爱读书。关羽夜读《春秋》定格于史册，吕蒙因读书而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不少武将本身就是文人，如曹操、诸葛亮、辛弃疾、王阳明、曾国藩等，他们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既有“百战归来再读书”的自觉，也有始终以读书人自诩的荣耀，践行了“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的信条。

　　读书引领风气，学风先导世风。宋代胡瑗在《松滋儒学记》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士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基石，学风是士风的核心。由士而出仕为官，化民成俗则是士大夫的使命，也是考察官员的重要内容。宋代周敦颐看来，为官的最高境界是“上安下顺，风清蔽绝”。明代首辅李东相认为：“论吏治，则先风俗。”清代帝师朱轼将正风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地方官不仅有掌风俗之职，朝廷也重视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一个地方学风好坏，自然也在其中。士大夫对学风也保持着敏感，如宋代真德秀就批评当时的学风：“今之学者，自幼不由小学，以养其良知良能之本。不进之大学，以充其仁义礼智之性。”朱熹晓谕沧州精舍学者，读书是为了贪道义而不是贪利禄，是要做好人而不是做贵人。

　　不唯如此，大批士大夫官员践行着这一宗旨。他们关爱读书人，建书院，设书局，创学堂，礼名师，劝学资助，编书著书，刻书藏书，寄托着正人心、通时务、开风气的厚望。如清代名臣张锳在贵州兴义府任上免费给读书人添灯油，坚持长达13年；同光之际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大批督抚大兴书院之风、劝学之举，张之洞总督湖广18年间在武汉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有120多所，总督直隶的曾国藩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勉励他们：“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张之洞作《劝学篇》告诫两湖读书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希望他们通过读书正心同心。这种情怀正是中华文明能够辉映千年的内因之一。

　　读书声里是吾家

　　池塘四五尺深水，

　　篱落两三般样花。

　　过客不须频问姓，

　　读书声里是吾家。

　　官事归来衣雪埋，

　　儿童灯火小茅斋。

　　人家不必论贫富，

　　惟有读书声最佳。

　　唐人翁承赞诗中的这句“读书声里是吾家”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多少书香家庭的自豪。出身礼乐名家、东南茂族的翁承赞是大家族重视读书的代表，更多的普通士人则是渴望耕读传家，既希望“万卷藏书宜子弟”，又钟情“一樽满意说桑麻”。整体上，社会是以“家有读书子”为基本要求，以书香门第为无上光荣。

　　最晚至唐朝，城市街巷、乡村农家听到琅琅读书声就不再是稀罕事了。作为读书氛围深厚的朝代，唐朝的社会风尚近乎全民读书。不仅读书启蒙早，“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书”，而且涌现出大量少年英才。王勃、骆宾王、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大批被后世敬仰的文人，少年时即善诗。究其原因，不外乎良好的家教和浓郁的社会读书氛围。

　　如果说唐以前，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车胤囊萤学、孙康映雪读等甘贫苦学的事迹尚属特例，那么，唐以后则不论贫富和智愚，勤学读书则成为社会普遍风尚。特别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书籍进入寻常百姓家。四岁而孤的欧阳修，家贫只能用荻画地学书，“勤读书史”；“博学而无所不能”的司马光，读书至不知饥寒酷暑；“读尽天下八分书”的郑樵，风暴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诵记不绝。家庭条件好的，如熟读百家的苏洵，用自身的优势为孩子创造浓郁的书香氛围。家境差的，如元稹、欧阳修皆幼年丧父，均受益于母亲的教育。明清时期“良母课子”的主题更是绘画中的一大风景。

　　家族和地方也鼓励赞助读书。族中富人或个人或几家合作，出资办学，邀请名师教子弟读书的情形非常普遍。史载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载：两浙临安府“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会稽自建炎以来，“今之风俗，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浙江青田“贫士带经而锄，里巷市廛所至，辄闻读书声”。福建“城里人家半读书”，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有人认为，读书风气与科举紧密相关。其实不尽然，科举固然是读书人的一条出路，有不少因子孙科甲鼎盛而成为世家名门的例子，然而更多家庭重视读书并不以科举为目的。如曾国藩家风好，然亦教子弟“科举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左宗棠家风正，书香浓，然其戒子求学切勿为功名。

　　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诚然，其中也未尝不涵盖了读书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意思在呢？

　　书自香我何须花

　　“茶亦醉人何须酒，书自香我何须花。”这句出自清代小说《狐狸缘全传》的名诗，道尽了古今多少读书人的心意。千百年来，无数读书人既有“三更灯火五更鸡”饱读诗书以图康济万民的宏伟政治抱负，也有“天为读书留种子”寄情诗书以图自修自娱的惬意人生襟怀；既有“以读书著文忧国爱君为事”的名臣，也有以“愿读尽世间好书”为人生乐事的普通士人。

　　《论语》中孔子提出了读书的三重境界，即由“知”至“好”而“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达到“好学”的境界不容易，如孔子所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或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要实现“乐学”的境界更不易。孔子尚且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己忧。然则古代历史文化画卷中常常出现以读书为乐、以书香为美，以读书充实人生，修养品格，提升精神的读书风景。最有名的莫过于晋陶渊明不仅种豆南山下，还“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初唐宋之问茅斋读书：“暝还探旧史，颇知古人趣。”武元衡“惆怅管弦何处发，春风吹到读书窗”。宋代翁森有《四时读书乐》，“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赵季仁自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欧阳修也感叹，“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朱熹读书，能读到如此境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说：“人生一世，有三乐：开卷读书，闭门修禅，一语济世。”郑成功亦说：“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清人曾国藩以“读书读出金石声”为一乐。

　　更能引起人们心向往之的风景有三：一是打卡山林寺庙读书。自隋唐始，寺庙就成了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唐肃宗时，李泌隐居南岳十二载，潜心读书。后其子李繁任随州刺史时，于南岳建邺侯书院以纪念，就成中国书院之始。刘长卿、孟郊等自幼在嵩山读书；李绅在无锡惠山寺读书；温庭筠、杜牧、杜荀鹤都曾在庐山读书；王播寄居扬州木兰院中读书多年；范仲淹在醴泉寺僧舍中读书；苏轼更与寺庙僧人佛印交友，留下不少趣事。一则古代山林寺庙环境清幽，可以息却红尘功名之心，可以陶冶性情诱人诗性；二则寺庙省钱，省去不少烦恼；三则不少寺庙有藏书，僧人有学识，可以交流请教，真正是个读书好去处。

　　二是古代读书人笔下那一幅“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唯美画面。清代亦学亦商的管斯骏在《题查履光〈红袖添香夜读书图〉》中抒怀：“怜我青灯常寂寞，泥他红袖细商量。”“红袖添香”出自宋代词人赵彦端的《鹊桥仙》，清代女诗人席佩兰将其化为诗意：“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夜读书。”静夜、青灯、红袖、暗香，这一幅有声有色、动静适宜、别有韵味的文人夜间生活图景就此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一种赏心乐事。如果加上雪，那就更妙了：“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灯火读书声”（汤显祖《与李太虚》)。

　　这并非古代文人的情色幻想，实则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开始接受女性作为智力型的同类，认同女性才华，甚至渴望拥有能与他产生共鸣的伴侣有关（参见李晓愚《明清才女文化与女性读书图研究》，《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泥他红袖细商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清人毛大瀛初婚时，赠诗其妻：“他日香闺传盛事，镜台先拜女门生。”其妻笑道：“要改一字。”毛问何字？其妻将“门”字改为“先”字，就成“镜台先拜女先生”。那种自信，就是学神配学霸的自信。席佩兰伴夫读书至深夜：“夜深衣薄露华凝，屡欲催眠恐未应。恰有天风解人意，窗前吹灭读书灯。”（《夏夜示外》）颇有画面感。

　　三是书与茶、知己组成的黄金搭档图。要问古之读书人，什么是简单人生，什么是惬意活法？无他，一书一茶一知己而已。《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因此，游学交友就成了一种古老的读书风景。孔子本人就是著名的游学者。司马迁、郦道元、徐霞客、李白、杜甫等更是亲身体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找寻他们的“诗和远方”。一如《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所说“游学博闻”，游学不仅可以开阔视界，增长见闻，而且可以寄情山水，拜师访友，留下了诸如“兰亭雅集”“岳麓双讲”“程门立雪”“雪夜访戴”等经典文化史话。不仅传播了思想文化，也践行了知行合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茶和书无疑是最好的伴侣。古代读书人嗜书与嗜茶，几乎达到了浑一的境地。本来，茶就是伴读之首选。“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其堪夸。”一杯茶，使人神思清明淡定；一卷书，使人沉静冲融从容。茶似禅，书似友；一个清心，一个明智，再加一知己，让人情悦。风轻云淡无如茶，书卷多情似故人，在这里达到一个高度和谐而完美的统一。这种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怀，正是中华文化中读书传统的重要价值体现。

　　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读书重学传统基因居功甚伟。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传承这一传统基因，推动全民阅读。既要有“读书破万卷”“读书如克名城”的劲头，也要善于“从无字句处读书”，养成读书好习惯，端正读书价值观，做新时代知行合一的实学实干者。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1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