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出多情的敦煌（创作谈）

　　原标题：我想写出多情的敦煌（创作谈）

　　《敦煌》书影

　　陈继明近照

　　2018年，我的长篇小说《七步镇》缺一个合适的结尾，我和责编付如初进行过细致讨论，一直举棋不定。后来我把另一部长篇小说数千字的开头直接移植过来，做了《七步镇》的结尾，她只留下了其中的1/5。这个结尾也就无意间牵出我和她关于“下一部写什么”的一次谈话。

　　我预想中的下一部作品原本是另外一个故事。付如初则建议，干脆“写写敦煌”。我问为什么，她说了很多，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西部是一个容易写出好长篇的地方；二是，敦煌是写不尽的，你是甘肃人，为什么不写写敦煌呢？三是，你有以小见大的能力，你是可以钻进去的。

　　她的这些话打动了我。我当时就答应了她，我说，给我几年时间。

　　接下来，我一边写别的东西，一边在“半真半假”地准备“写敦煌”。作家大概都有这样的习惯，让一部小说先在头脑里生根发芽、慢慢生长，给它一个长大的过程。或自觉，或不自觉；或有意，或无意，我也一样。这个过程必不可少，没有例外。这期间，阅读、记忆、经历、想象，勇气、懒惰、颓废、恐惧，理性、情感乃至种种偶然、一切见闻、生活本身，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头脑中那个故事的“氧气”，供养它默默成长。也许用了半生的时间，也许只是两年三年，它终将成为一个模糊的生命，呼之欲出，到了不写不行的程度。

　　2021年，我正式开始写“敦煌”。

　　开始写的时候才知道，头脑中的故事近似于空气。头脑中的一切，现在仅仅变成了一种私密的富有诱惑的写作冲动，巨大的麻烦刚刚开始。人物、时代、节奏、结构、篇幅，都要一一考虑。一次令人神往的探险，不能缺少精心、细致、科学的筹备，这个阶段我当然并不陌生。但是，写敦煌，艰巨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很多次，我没信心写下去了。付如初问过我几次，开始了没有？我撒谎说开始了，几千字了。其实还没动笔。总之，这部小说的开头是我写作史上付出心血最多的。好在我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2022年初，我终于可以写下去了，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写完初稿。

　　长篇小说《敦煌》的故事发生在唐贞观年间，主要设计了三条线索：最主要的一条是唐王李世民的画师祁希来到敦煌后的故事。小说中，祁希天赋过人、早慧，学艺师从阎立本等名师，曾随李大亮的部队征讨吐谷浑。来到敦煌后，他隐姓埋名，一为体会壁画艺术的高妙，二为了解民瘼以为朝廷决策。我想通过他这条线索，捕捉敦煌的艺术色彩，书写唐王朝和西域的关联。

　　第二条是吐谷浑人。历史上，吐谷浑为唐所灭。小说中，吐谷浑兵败之后，贵族慕容豆跑到敦煌，意图隐身以“活国”。不料，他与汉族女子足娘产生深深情愫，上演了一场地老天荒的爱情。这条线，一为呈现敦煌的多民族杂居色彩，二为反映民族融合的历史。

　　第三条是敦煌本地的汉人令狐一家的悲欢离合。有了这条线，敦煌的日常和风沙绿洲一起，呈现在读者眼前。

　　但我不想把《敦煌》写成常见的历史小说。换句话说，我想让这部写历史的小说，具有足够的当代感。只是有当代感，不见得要写成所谓的当代小说。好在，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我找到了一种叙述的方法和语气。另外，我特别加入了一个现代人，他自认为是吐谷浑的后代。我用“元小说”的技法，让陈继明也出现在小说里，让他和我成为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离世。在小说里，我尽可能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真切的痛苦和挣扎。

　　人，是文学的重心。在这里，敦煌壁画中的众神与人的距离如此靠近。人性，人的命运，人的尴尬，显得比任何其他情况下更加清晰。人如同直接生活在镜子里。敦煌是镜子，千佛洞是镜子。在镜子面前生活的每个人，同时是自己的“终极关怀者”。他们生活在当下的一时一刻，也生活在“总体纠结”中。我希望，通过《敦煌》，每个读者也成为自己的观众。看书中的人物等于看自己。实际的效果最好是，人人都有一座自己的敦煌。

　　既然想让这部小说跟所有人产生联系，我也就放下了自己的野心，也隐藏起我的匠心，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样子是，散散漫漫地写，驳驳杂杂地写，平平常常地写。当然，我仍然要写出紧张感。只不过，我想写出一种别样的紧张，看不见的紧张。当故事的发展遇到一些重要关口时，我可以选择大片讲故事或者商业片写桥段的路数，但是，我不。我选择躲开，选择走向人心，走向生存。关于敦煌的小说，我想对故事和人都怀有足够的敬意。

　　当然，让我抱有敬意的，还有天地万物。从一开始，我就坚定地认为这部小说里不能缺少动物。比如狼、骆驼、羊、老鼠。它们不是点缀，它们和人的故事始终并驾齐驱。他们是敦煌的灵性，是艺术的灵感，是天地的见证。总之，从各个方面，我都想写一部不仅仅和敦煌擦肩而过的小说。换句话说，我想以最大的勇气直接进入敦煌的内部，写一部触及敦煌心魂的小说。

　　这个心魂，少不了女性。唐代的女性，多姿多彩。在唐代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胡女是一道风景。唐代的敦煌壁画中，女性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而且形象自然飘逸，充满朝气，她们在天地间自在飞翔。所以我想在这部小说里好好塑造几个女性形象。足娘、令狐琴、智忍花、虞月、三娘子……每一个我都用了情。

　　是的，写这部小说，我在史实准备、细节储备之外，投入最多的就是感情。我想写出多情的敦煌，它博大、忧伤、慈悲。它被众生塑造又俯瞰众生，它养育众生又被众生养育。我只想循着自己内心对敦煌的爱。所以，写作之前，我并没有任何先在的结论。关于民族融合，关于文明进程，我和读者一样充满好奇。我想首先还原事件的繁杂性、丰富性和在地性。在敦煌，我最感兴趣的仍然是人，在所有复杂的事件中，人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无论汉人还是吐谷浑人。

　　初稿完成后，我第一时间交给付如初。她提了很多建议，很有建设性。然后我又用一年时间进行修改。一年中的大半年，我栖身于广东珠海的一座小岛上。可以说，现在小说中一半的气质来自修改。改完之后我再给付如初，她有了一些零碎的好评。然后，她开始边提意见边鼓励，我于是再改。得到这位第一读者真正的好评，是在校对的时候。实际上，直到出版前，我们仍然在讨论局部的修改。

　　可以肯定，这是我修改最多的一部小说，也是我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次写作。作为一个西北人，我终于给敦煌画了一幅像——我心中的像。它带着唐朝的沸腾，也带着今天的安宁。一定会有人拿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跟我的作对比，我心里是欢迎这种对比的。我想，我的《敦煌》或许更是属于我们的敦煌。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