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偶寄”的岂止是“闲情”

　　原标题：《闲情偶寄》，“偶寄”的岂止是“闲情”

　　作者：钟明奇（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明末清初通俗文学大家李渔之《闲情偶寄》，纵谈闲情，阐发风雅，精义迭现，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目之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是故此书已阅近四百载而犹蜚声骚坛，风靡宇内。《闲情偶寄》所谓之“闲情”，概而言之，即今人所云之戏剧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闲情偶寄》之戏剧美学，见其《词曲部》；其日常生活美学，则见此书其余部分，包括声容美学、居室美学、园林美学、饮食美学、养生美学等。凡此，人们都已作了非常广泛而又深入的阐述。然李渔的《闲情偶寄》，“偶寄”的岂止是如上“闲情”，尚有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站在时代前列的人文启蒙思想，它们若散金碎玉，撒落、“偶寄”在李渔此书对“闲情”的阐述中。其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

　　一、“圣人”不可尽法。在中国古代，“圣人”的所论所为，被视为人们言行的极则，明代林文俊《瑞雪诗并序》即谓“天生圣人，为民立极”。但李渔则异乎是，其《读史志愤》一诗，就明确地指出：“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李渔所说的“圣贤”，其实也是指“圣人”。在李渔看来，论人论事，不能完全依照“圣人”；贵为“圣贤”“圣人”者，不可能把天下的道理都说尽，这也就决定了“圣人”不可尽法。李渔在《论唐太宗以弓失、建屋喻治道》一文中深刻地写道：“殊不知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方是名理，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使后世说话者如童蒙背书、梨园演剧，一字不差，始无可议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因此，在该文中，李渔对于那些不顾实际，而只知道“依傍圣贤，袭取现存文字，到处公认之短”的庸儒，是心存不屑的。

　　职是之故，作为此种思想的逻辑展开，李渔在《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上》论及“密针线”时，便指出元曲如《琵琶记》针线多有粗疏，因此认为戏剧创作不能“事事当法元人”。李渔由是借题发挥：“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圣人之事犹有不可尽法者，况其他乎？”在该书卷二《词曲部下》论及“少用方言”时，李渔则对在元明时期地位尊崇的朱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李渔通过在西北的实地考察，深刻认识到朱熹注释《孟子》有关文字，因为不通晓北方方言，故存舛谬。李渔因此在文中毫不客气地写道：“朱文公南人也，彼乌知之？”李渔用一个极为生动而典型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让世人知晓“圣人”为何不可尽法。

　　二、“经典”不可尽信。与此相关，李渔对于前代留下来的名著，主要是指被通常所认为的“经典”也不迷信。他在《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上》论及“审虚实”时指出：“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盖指《武成》而言也。经史且然，矧杂剧乎？”又在该卷论音律时写道：“若谓前人尽不可议，前书尽不可毁，则杨朱、墨翟亦是前人，郑声未必无底本，有之亦是前书，何以古圣贤放之辟之，不遗余力哉？”因此，如前文他就已经指出元曲有缺陷，戏剧创作不能完全依照元人。在《闲情偶寄》中，李渔还批评元曲“一味浅显而不知分别”“元人楔子，太近老实，不足法也”，指出《西厢记》《琵琶记》等诸多元杂剧名著多有瑕疵，如此等等。同理，在《闲情偶寄》卷六《颐养部》中，李渔认为即使是药学经典《本草纲目》之论药性，据其日常亲见，也有“大谬不然”的。是故李渔理直气壮诘地问此书之论医理：“岂得谓之全备乎？”

　　另一方面，李渔对公认的儒家经典也提出批评。如前所论，他既指出朱熹注释《孟子》有误，就直率地判定“《四书》之文”“不可尽法”。《四书》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被统治者所认定的“经典”，李渔却不完全认同。李渔如此评价《四书》，确乎勇气非凡，诚如王宓草所云：“石破天惊，轰雷四起。”正因为有此种胆识，李渔才会在《风筝误》中借人物之口，抨击“文周孔孟”，甚至不无偏激地认为“其诗书庸腐文章板”。李渔诚然没有要彻底否定“圣人”和“经典”的意思，但也没有盲从，更没有迷信；他只是认为，凡学问道理必须符合事实，不能如空中楼阁不可依傍，这与他对明代“空疏”学风的认识与思考有关，因而将矛头指向了当时文人所依凭的“圣人”和“经典”之上。这既反映了他对明代人文风气的深入体察，又体现出他救偏补弊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三、万物以人为贵。李渔有其独特的人学思想。他在《闲情偶寄》卷五《种植部》中写道：“予谈草木，辄以人喻。岂好为是哓哓者哉！世间万物，皆为人设。观感一理，备人观者，即备人感。天之生此，岂仅供耳目之玩，性情之适而已哉？”“世间万物，皆为人设”，这无疑是强调天地间万物以人为贵，体现李渔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是故他《一家言全集》中《乌鹊吉凶辩》一文，阐述“休咎不在物在人”，首“人”而次“物”，也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另外，与当时有识之士一样，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强调“王道本乎人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值得指出的，李渔以人喻草木，每每通过言说草木之有霜操，不畏权势，迎风而立，首重品节，旨在推崇具有独立精神的君子人格。这在当时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盛行“侍奉主子的文化”、人普遍不成为人的时代，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思想启蒙意义。职是之故，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华克生在《李渔的伦理哲学观》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李渔的学说，可以真正称得上独特的‘人的学说’。”

　　例如，按《种植部》李渔所论，“牡丹”有“肮脏不回之本性”，即使“人主”也“不能屈之”，故应“得王于群花”。又若山茶“戴雪而荣”，“具松柏之骨，挟桃李之姿”，堪为花中之君子。又如黄杨“冬不改柯，夏不易叶”“困于天而能自全其天”，则为“木中君子”。该书第六卷《颐养部》亦然，在论及“富人行乐之法”时，李渔借机言说：“即使帝尧不死，陶朱现在，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不但崇尚有不畏权势、精神独立的君子人格，还竭力弘扬大有李贽所谓之“圣人与凡人一”这样人人平等的可贵的人文启蒙思想。由此不难理解，李渔会在其小说《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中，歌颂一个乞丐为国家灭亡而投江自尽，以保留民族气节。

　　林语堂则谓李渔具有“最是现代思想之特征”的“现代的人生观”。揆诸李渔如上超逸凡庸的人文启蒙思想，林语堂所论，并非过誉。诚然，李渔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受其局限，《闲情偶寄》也有某些落后、陈腐的观点，但李渔能适度地突破桎梏，散发出超越时代、闪耀着熠熠光辉的思想“结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李渔能有如上卓特的人文启蒙思想，首先在于他深受王阳明心学与李贽“童心说”思想的影响。如其在《闲情偶寄》卷六《颐养部》中所说：“彼之所师者人，人言如是，彼言亦如是……我之所师者心，心觉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为乎？”是故李渔之认为“圣人”不可尽法等，实与王阳明所宣扬的“学贵得之于心”，而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如出一辙。要言之，李渔对当时社会许多现象的评价，不受根深蒂固的世俗之见之蒙蔽，而能从“绝假纯真”之“童心”出发，破李贽所谓的“闻见道理”，有自己独特、犀利的评判。其次，李渔崇尚理性，强调躬身实践。李渔在《颐养部》中说“予系儒生，并非术士。术士所言者术，儒家所凭者理”，这便有助于他在评价事物时较能实事求是。与此同时，李渔还笃志躬行。如他能指出朱熹注解《孟子》的失误，主要就得益于他在西北的实地考察。再次，由王阳明心学中的一支发展演变而成的晚明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也给李渔以极大之启发，他由此特别肯定人的价值，兼之李渔本质上个性疏狂、强悍，自谓“一生傲骨犯时嗔”，因此格外推崇君子人格。此外，李渔服膺公安派“信腕直寄”“任性而发”的文学创作主张，是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才能如其女婿沈因伯所论，不但“言人所不能言”，而且还“言人所不敢言”，有如上振聋发聩的杰出的人文启蒙思想。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0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