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年谱》:让李大钊“活起来、站起来”
《李大钊年谱》:让李大钊“活起来、站起来”
历时20年编著完成的135万字《李大钊年谱》(上下册)日前荣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获得一等奖仅有的两部著作之一。谈及获奖感受,该书作者、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学术秘书、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琥表示,很高兴自己的工作得到认可和肯定,这既是对既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
他说:“当初接到李大钊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交给的任务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本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做好这本书的编纂工作。要保证每一项信息来源都准确可靠,让读者和研究同行能够放心地参考和使用。”
承前启后之作
来自甘肃通渭的杨琥于1990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师从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等史学大师的刘桂生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做学问,不怕笨,就怕你不笨。”杨琥将刘桂生先生这句话奉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在北京大学读博期间,杨琥参加了《李大钊全集》的编纂工作,从此与李大钊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在杨老师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认准目标、勇担重任、沉潜下去、力戒浮躁、坚毅前行、打造精品的人生态度和治学能力。”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杨虎看来,《李大钊年谱》是新时期党史、北大校史以及李大钊研究领域的一部精品力作。在编纂《李大钊年谱》的漫长岁月里,杨琥用“竭泽而渔”“勤笔抄录”“好学深思”“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愚笨功夫,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最终拿出了沉甸甸的成果。
《李大钊年谱》从李大钊的生平事迹,社会、政治活动与师友交往,诗文系年与重要论著解析,学术贡献与思想观念等方面,逐年逐月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载了李大钊寻求“政理”与真理、领导革命活动并英勇献身的一生。该书以时为纲、以事为目,体例新颖、要素齐全,不少资料为首次公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和承前启后之作,是新时代认识李大钊、了解李大钊、宣传李大钊和研究李大钊的奠基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如同李大钊所说:“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凭借对文献的挖掘深广、搜罗宏富,以及考辨精当、视野开阔,《李大钊年谱》入选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评选的2020年中国历史学5部优秀著作,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踏平坎坷成大道。作为李大钊研究、北大校史研究专家,杨琥著有《李大钊年谱》《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编撰《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等多部近代人物文集和史料集,作为骨干参与“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李大钊全集》《孙中山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
漫漫编撰之路
编著《李大钊年谱》的20年间,杨琥阅读了几乎所有关于李大钊的著作和回忆文章。因当年还没有数据库可供检索,他利用业余时间跑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从旧报刊、手稿、日记中挖掘原始资料,用于抄资料的笔记本就用掉了50余个。后期伏案写作时期,杨琥更是写到右胳膊抬不起来,要靠针灸缓解。
“李大钊的自然生命虽然已经结束了,但他的思想生命、文化生命、社会生命长存。”沉浸于研究对象二十载,杨琥总结出李大钊的5个突出特质:忠贞的爱国情怀、世界文化的眼光、全球政治的头脑、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
研究李大钊的知名学者朱成甲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杨琥以清末民初为大背景、以李大钊与“五四”为中心的史学研究,多年来已取得很突出的成果。这些成果,已为海内外的有关学者以至思想理论界、文化宣传界所广泛审视与称道。在他看来,“《李大钊年谱》水平之高,实在美不胜收”:其特点一是“基础入手,广搜史料”,二是“多方参证,考订正误”,三是“追踪前沿,拓展认识”。
“杨琥的‘五四’研究与李大钊研究,是学术界不得不重视和参考的重要学术成果。而在学术研究方法上,他也已具备‘金手指’。”谈及“一贯勤谨好学”的杨琥好学的程度,朱成甲认为“可说是孔子所称道的颜回一类的人物,远非一般之人所可比”。杨琥的研究之路,从章太炎开始,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李大钊。杨琥如同颜回的那种勤勉好学、勤勉去做一切所承担的任务,多年如一日,应该说是很少见的。“我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9点以后,而他接电话的地方,通常都不在家里,而是在校史馆他的办公室。年复一年,有几人能做得到?《李大钊年谱》巨著的产生,就在于此。”
追求至臻之境
对于李大钊这样一位革命先驱、历史伟人,编写一部什么样的年谱,才能全面、完整、准确地反映其生平活动、革命事迹和思想发展,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当年,在接受编撰《李大钊年谱》这项任务后,杨琥就在思考,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学习、继承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杨琥逐步认识到:这部年谱应该完成的任务是充分展示李大钊的革命活动和思想演变的轨迹,一切编撰工作都应服务于这个中心任务。
征引资料,既要博采又要准确。李大钊是一位革命烈士,关于他的许多资料都散失了。在杨琥着手工作时,学术界已有几种李大钊年谱,但内容比较简略。针对这种状况,他从基础入手,广搜史料,尽可能地查找、搜集各种原始资料,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报刊、档案、日记、地方志等。
据粗略统计,除李大钊本人的论著外,《李大钊年谱》征引了近70种报刊,50种档案资料汇编和未刊档案,36种日记、书信和文集,60种纪念集、回忆录和数百篇研究论著,其中有关“事略”部分的史料,新挖掘的资料大约占40%。在撰写过程中,杨琥坚持多方参证、严密考订的原则。对于史料充分的李大钊事迹,按其不同类型、不同来源,每一种史料均摘要征引一条,以互相印证。同时,对于各种叙述矛盾的材料,他则严格考辨、仔细分析,择其可信者而用之,其不可信者而弃之,在准确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努力重建李大钊生平事迹之史实。
根据李大钊的特点,需要采用符合他身份的年谱编撰体例。李大钊既是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又是学识丰富的思想家,如何将他这种革命家兼学者的特点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是《李大钊年谱》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杨琥翻阅了自清代以来的多种年谱,博采众长,在体例上设置了“谱主事略”“诗文系年”“时事纪要”3个子目。具体来说,在“谱主事略”中,主要叙述李大钊的生平事迹、日常生活、师友交往和革命活动等;在“诗文系年”中,则介绍李大钊所撰写的诗文、学术著作和讲义等内容,同时对其重要观点和思想演变的转折点加以重点评述;在“时事纪要”中,则将同年发生的与李大钊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政大事摘要记载,以便体现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从而揭示李大钊与时代之间的相互关联。
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才能不断推动李大钊研究。一般年谱,主要以收录资料、客观叙述谱主生平事迹为主,但《李大钊年谱》并不满足于此。在博采史料的同时,杨琥还充分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将最新成果体现在年谱中。此外,在年谱编写过程中,针对李大钊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他也撰写和发表了若干论文,并对一些影响较大但实则错误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和批评,使年谱编撰与专题研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在一些重大问题或关键点上引起了学术界对李大钊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李大钊研究,任重而道远。”杨琥谦称,《李大钊年谱》只是李大钊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李大钊的思想来源、学术和政治主张、革命精神等许多重要问题还有待研究解决。他说,自己要再接再厉,多面立体地展现李大钊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者、学者、思想家的人物形象,真正让李大钊“活起来、站起来”,从而使共产党员和青少年都能了解他的革命事迹,学习他崇高的品格,实践他的奉献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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