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西秦的民族交融

　　原标题：【溯源甘肃】十六国时期西秦的民族交融

　　炳灵寺石窟内的《西秦建弘元年题记》

　　西秦时期的壁画《飞天乐伎》

　　炳灵寺石窟外景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宗世昊

　　魏晋南北朝时期，氐、匈奴、鲜卑等民族在河西、陇右地区建立后凉、北凉、西秦、南凉等政权，这一时期的河西、陇右地区“夷夏不同，而其所以为国者，经制文物，俱能仿效中华，与五胡角立”。公元四世纪下半叶，鲜卑族乞伏部在河西一带建立西秦。西秦自乞伏国仁于建义元年（公元385年）建立，至乞伏暮末永弘四年（公元431年）为夏所灭，共历四主。西秦境内除陇右鲜卑各部之外，主要还有汉、氐、羌、匈奴屠各、休官、丁零、卢水胡等民族或部落，为应对内外政治环境，西秦的统治者实施了一些推动汉化和民族交融的政治举措。

　　西秦的建立与灭亡

　　鲜卑乞伏部原本生活在陇西一带，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和扩张，至两晋时期，势力渐强。西秦的奠基者是乞伏部首领乞伏司繁，乞伏司繁在与前秦苻坚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最终，乞伏司繁以归附汉朝的呼韩邪单于自喻而投降前秦，受到了苻坚的认可和礼遇，乞伏司繁被封为南单于，镇守勇士川，成为前秦在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镇戍。乞伏司繁去世后，其子乞伏国仁代其职。公元385年，苻坚南征东晋，最初封乞伏国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但后因国仁叔父乞伏步颓叛于陇西，而苻坚令乞伏国仁提前返回陇右平叛，这使得乞伏国仁缺席了这场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以东晋的胜利、前秦的完败而告终，乞伏国仁则乘苻坚败退关中的混乱之际，拥众自立，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定都勇士川（今甘肃榆中东北）。

　　公元388年，乞伏国仁去世后，因其子乞伏公府年幼，乞伏乾归被推举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并改元“太初”，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乞伏乾归在巩固内部统治的同时继续拓展疆域，收容和接纳了鲜卑豆留氏、叱豆浑、卢水尉地跋、休官权万世等少数民族部族的归附，攻灭氐族陇西王杨定、苻崇等势力。《晋书》中称其“尽有陇西、巴西之地”，又与后凉吕光、后秦姚兴等周边政权交战，互有胜负。公元394年，乞伏乾归又称“秦王”，这也是历史上称其政权为“西秦”的由来。公元400年，乞伏乾归大败于姚兴，乞伏乾归选择暂时归降后秦，并得到姚兴的重用和封赏，在此期间借助姚兴的信任，得以回归并镇守西秦故地苑川，同时其部众也被归还，乞伏乾归最终于公元409年复国。

　　西秦复国后，乞伏乾归力图恢复过往之疆域，接连攻克了后秦的略阳、南安等郡，向西又派遣太子炽磐等率军进攻南凉，俘获牛马十余万，向南则击败了吐谷浑树洛干。短时间内，乞伏乾归完成了其恢复原有疆土的目标。但是，在西秦复国的第四年，即公元412年，乞伏乾归便死于一场内部政变。继承乞伏乾归王位的是其子乞伏炽磐，炽磐迅速戡平内乱，确立自身统治地位。乞伏炽磐继承王位后，积极东征西讨、南攻北战，击败了周边诸多政权，向西攻占南凉国都乐都，一举击灭了南凉，又将北凉势力一度逐出湟水流域，夺得河湟地区；向南则多次与吐谷浑交战，最终使其归降朝贡；在后秦衰亡之际趁机东扩，夺取后秦之上邽。乞伏炽磐在位期间，西秦一度控制了整个陇右地区，疆域最盛之时统有河西、陇右的十一州、二十余郡。

　　然而，西秦的繁荣并未持久，乞伏炽磐四处征战所取得的光辉战果最终也难以掩盖战乱和苛政所带来的民族矛盾与社会危机。乞伏炽磐晚年及后续统治者乞伏暮末的统治期内，由于连年征战，国力损耗严重，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重视不足，导致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加上地处边陲，地理环境恶劣，游牧经济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家需求，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外部压力同样不断增大，北方的北凉、东部的北魏以及曾被征服的吐谷浑等势力再度崛起，对西秦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不断的外患内忧之中，末代君主乞伏暮末反以严刑峻法压制国内反抗力量，西秦国力日渐衰弱，内部也开始出现叛乱和分裂。最终，公元431年，西秦在赫连定进攻下彻底崩溃，国主乞伏暮末被迫自杀，西秦至此宣告灭亡，其领土大部分被随后兴起的其他政权所吞并。

　　中枢官制保稳定

　　西秦带有民族交融色彩的政治举措体现在其中枢官制的汉化。西秦的首任君主乞伏国仁在建立政权伊始便“以其将乙旃音埿为左相，屋引出支为右相，独孤匹蹄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弟乾归为上将军，自余拜授各有差。”乞伏国仁在其政权的中枢职官设置上参考了汉魏以来的汉族官制，同时保留“大单于”名号，且任命的官员多为鲜卑亲族以及丁零等其他少数民族将领，有相当强的塞外遗风，可见这是西秦建国初期的一种尝试，具有胡汉杂糅的特点。

　　当西秦政权的第二任君主乞伏乾归即位之初，继续深入推动汉化政策，“置百官，仿汉制”，如任命南川侯出连乞都为丞相，悌眷为御史大夫，金城边芮为左长史，东秦州刺史秘宜为右长史，武始翟勍为左司马，略阳王松寿为主簿，长史、司马、主簿都是汉魏以来中原王朝所设佐官，在乞伏乾归仿汉制而设计的这套佐官班底中，出连乞都为鲜卑贵族，悌眷其姓为莫侯，应当也是鲜卑人；边芮为陇右金城豪族，王松寿则应为汉族士人，秘宜为南安豪族，此前曾有“帅羌、胡五万余人攻乞伏国仁”的举动，疑为羌人或与羌人联系密切的汉人豪强；翟勍则是丁零人。在之后的太初五年（公元392年），乞伏乾归更是提出“如魏武、晋文之事”的政治宣言，进一步向汉族政权——曹魏、西晋两朝学习，并在中枢设立尚书、门下二省，两省官员有“其长子炽磐领尚书令，左长史边芮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秘宜为右仆射，翟瑥为吏部尚书，翟勍为主客尚书，杜宣为兵部尚书，王松寿为民部尚书，樊谦为三公尚书，方弘、曲景为侍中。”其中，其子乞伏炽磐为尚书令，掌握中枢大权，其余尚书、侍中等官员既有陇右汉人大族、也有汉化程度较高的丁零、鲜卑等少数民族人士，可见，西秦在制度上对汉族官制进行学习，在用人上却不拘于汉胡之别，其政治班底中不仅有汉族士人大族，也有鲜卑贵族、丁零豪强，具有极强的民族交融色彩。

　　西秦更始元年（公元409年），乞伏乾归自后秦逃归复国返政后，以太子乞伏炽磐录尚书事，此时西秦的官制应该与太初五年变化不大。次年，乞伏乾归死，乞伏炽磐即位后对官制进行了调整和改置，但大体上仍旧袭用汉魏官制且任用了大量汉族士人，并废止了之前设置尚书令、仆射、尚书等官职。“相国”“御史大夫”“中尉”“禁中录事”“司直”等都是汉魏时期的重要中枢官职，可见，在中枢官制的设置上，西秦对汉魏以来的中原官制的学习由简单仿效设置再到根据现实政治需要进行调整，显示出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汉魏政治制度学习的深入。

　　西秦的鲜卑统治者也积极推动地方官制的汉化。《资治通鉴》和《晋书》中记载西秦的地方官职就有东秦州刺史、梁州刺史、河州牧、凉州牧、秦兴太守、河湟太守、长城护军、弱水护军等，其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州郡制度，地方上所设州牧、刺史、太守、护军等地方职官，皆是沿袭两汉魏晋官制而设。担任这些州郡职官的官员民族来源多样化，根据周伟洲先生在《南凉和西秦》一书中的统计，西秦的四十七名地方官员中“乞伏氏王族十三人，汉族十四人，鲜卑（包括吐谷浑、秃发氏）五人，高车族四人，羌族四人，出连部二人，屠各二人，休官一人，不明族属二人。”同时，西秦以赐封州郡官职作为纳降不同民族部落首领和地方豪强的手段，如《资治通鉴》记载“秘宜与莫侯悌眷帅其众三万余户降于乞伏国仁”，乞伏国仁拜秘宜为东秦州刺史，莫侯悌眷为梁州刺史。又如乞伏乾归在位时，“枹罕羌彭奚念附于乞伏乾归，以奚念为北河州刺史。”这有利于调和政权内部的民族、地域等诸多矛盾，确保统治境内的相对稳定。

　　效仿军制巩政权

　　西秦自立国起就面临四面受敌的军事局面，鲜卑乞伏氏贵族也对中原汉族政权的相关军事官制进行仿效。《晋书·乞伏炽磐载记》中有“（秃发）傉檀遂降，署为骠骑大将军、左南公。”“征（姚）儁为侍中、中书监、征南将军”等记载，“骠骑大将军”“征南将军”皆是汉魏时期的重号将军，可见在西秦已经设立了汉晋以来的“四大将军”与“征镇安平”的将军名号。其次，西秦也设置了大量汉制中长期存在的杂号将军，如《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则记载乞伏国仁给归附将领、豪强以杂号将军之名号，“署密贵建义将军、六泉侯，裕苟建忠将军、兰泉侯，提伦建节将军、鸣泉侯。”《晋书》《资治通鉴》中记载西秦还设置过平狄将军、捕虏将军、西胡校尉、平羌校尉等，这些将军和校尉的名号多为以往中原汉族政权所设，具有强烈的汉化色彩。

　　此外，曹魏、西晋等政权中重要的将军名号在西秦也得到了重新设立，如《晋书·乞伏炽磐载记》：“及乾归返政，复立炽磐为太子，领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又如乞伏炽磐“立其第二子慕末为太子，领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冠军”和“抚军”都是汉魏时期重要的将军名号，杨秋、文钦、罗宪、丁奉、虞汜等重臣和将领都在曹魏、蜀汉、东吴等政权中担任过冠军将军。曹魏于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就首先以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在魏文帝出征时，负责总留守事。后来的陈群、司马师等重臣也都担任过此职。值得注意的是，西秦政权中担任这些重要军职的大多为鲜卑族乞伏氏亲贵，如乞伏乾归复国后封其太子炽磐为冠军大将军，乞伏炽磐即位后又封他的太子慕末领抚军大将军。

　　西秦政权对汉制将军、校尉等军事职官名号的效仿，反映出鲜卑族通过军事职官制度上的民族交融以巩固政权。同时，代表着重要的将军名号则由其鲜卑乞伏氏亲贵担任，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民族特色。

　　政治文化促交融

　　除官制外，西秦也仿效中原的魏晋王朝设立赐爵制度。在司马昭、司马炎等人的主持和推动下，中原地区在魏晋嬗代之际成功恢复了周代的五等爵制，“晋王奏复五等爵，封骑督以上六百余人。”自此之后，包括西秦在内的诸多少数民族政权也都仿照魏晋设立了赐爵制度。根据《晋书》《资治通鉴》等文献的记载，西秦政权内的封爵有白兰王、显亲公、南川侯、六泉侯、兰泉侯、鸣泉侯、显美侯、西海侯等。这些王、公、侯等封爵有很明显的仿效魏晋以来爵位制度的痕迹。西秦受拜王公者，多为率部称臣或立有大功的民族部落首领，西秦太初三年（公元390年），地处西秦南侧的吐谷浑视连向西秦称臣并遣使向西秦贡方物，乾归拜视连为“沙州牧、白兰王”。西秦太初六年（公元393年)休官首领权千成为前秦所迫，降于西秦，乞伏乾归以其为“显亲公”。羌人将领姚儁为首请降于乞伏炽磐，乞伏炽磐封姚儁为“陇西公，邑一千户。”西秦仿汉制的赐爵制度是其团结、拉拢当时境内外各民族首领的重要手段。

　　西秦还仿照汉地设立了年号制度，共建六个年号，分别是建义、太初、更始、永康、建权、永弘。年号的设置对西秦来讲，有宣示政权独立、显示其政治影响力的作用。乞伏国仁在建立政权伊始就仿照中原传统王朝设置年号、建元开国，国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义。”公元409年，乞伏乾归复国后，重新设立年号为更始，以宣示其政权复国的成功和独立。西秦所置的六个年号大多参考或直接选取汉魏时期中原政权的年号，如“太初”这一年号在汉武帝在位时（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1年）就被采用过，“更始”是两汉之际更始帝刘玄的年号，“永康”是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时期的年号，这显示出中原的传统政治文化对鲜卑等政权的深远影响。

　　另外，乞伏乾归立金城大姓边氏为皇后，体现乞伏氏王族与河陇汉族士族豪门的结合，又以南安汉族名儒焦遗为太子太师，参与军国谋议，并命太子“炽磐拜遗于床下”，又“欲以女妻之”，足见西秦王室对焦遗的重视。乞伏乾归以陇右名儒焦遗为太子太师，自然是希望炽磐接受汉族儒学教育，为日后执掌袭用汉制的西秦政权奠定基础。

　　西秦的政治制度基本仿照两汉魏晋时期中原政权的形式，其中枢、军事和地方职官的建置，以及封爵、年号制度等方面都对汉魏等中原政权进行了翻版式的模仿。西秦对汉制的深入学习与借鉴，一方面是因为在其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河西汉族士人的大量加入，同时西秦治下又存在着氐、羌、休官、丁零等少数民族或部落。另一方面，西秦在政治组织的人员构成中，一方面以鲜卑乞伏部王室亲贵为主，以控制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引入汉族士族和羌、休官等其他民族首领为新鲜血液。西秦的这些政治实践拓展了其政权的包容性，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民族交融。

　　（甘肃省“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甘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