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及相关学说叙谈

　　原标题：【重推】敦煌写本及相关学说叙谈

　　张涌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敦煌文献为中心，敦煌文书学、敦煌写本学、古文书学等日益受到重视，写本学及相关研究也呈现勃兴之势。

　　拙著《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初版），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进行的探索。然而，敦煌文献只是写本文献的一小部分，敦煌写本文献学也只是写本学的一个分支，视野和深度不免有所局限。因此，在进一步深化、修订后，近期又推出《敦煌写本文献学》（增订本），笔者想对写本及相关学说谈一点看法。

　　介乎“刻”“印”之间

　　我国古代文献的传播体系分为铭刻、写本、印本三个阶段。铭刻是指用刀、凿或硬笔在甲骨、铜器、陶器、碑石上刻写，传世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印本是指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文献，宋以后通行。写本出现的时间居于二者之间，是指用毛笔或硬笔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抄写的文献。春秋时期，竹简、木牍、缣帛逐渐成为书写材料的主体。东汉时期，蔡伦改进造纸术。魏晋后，纸张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于是书籍的流传从简帛时期迈向了纸写本时期。

　　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写本承前启后，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唐代以前的古籍流传至今，必然要经过宋代以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传的过程。这些写本文献因去古不远，比宋以后的刻本更接近古人著作原貌。因此，写本是古书整理校勘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敦煌文献等大批写本古籍出现，原先的许多疑难也迎刃而解。

　　如宋人编的韵书《广韵》，据说改编自隋陆法言《切韵》。但宋代以后《切韵》失传，直到敦煌文献被发现和系统整理后，人们陆续发现了《切韵》写本近五十个卷号，它不仅使我们窥知《切韵》原书的大致面貌，了解唐五代人对其增订情况，也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了解《广韵》和《切韵》之间的关系。

　　数量颇丰 内涵颇富

　　到了晚唐五代，雕版印刷开始流行。雕刻版面虽然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材料，但雕版完成后一经开印，就显示出效率高的优越性。宋代印本流行以后，写本古书风光不再，以致到了明清以后，人们面对的文献基本是印本，写本古书凤毛麟角。清末，国内外科学家和探险者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一带发现了一些早期写本文献，包括西汉文景时期的古地图、晋代《战国策》《三国志》写本等。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其中有大批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震动了世界。此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民间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写本文献陆续公之于世，写本文献的数量一下子充盈起来。

　　据统计，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总数分别为5万、7万、2万件左右，宋元以来民间文书的总数尚无法预估，但其中仅徽州文书总数就在100万件以上，明清档案更是多达2000万件。笔者以为，写本文献数量之丰、类型之广、内容之富，足以与刻印文献比肩，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除典籍外，写本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公私文书，如名籍、户籍、田籍等籍账文书，买卖、佃租、雇佣、借贷等契约文书，律、令、格、式、判集等法令文书，什物历、入历、破历等会计文书，社条（社邑章程）、社牒状（社人向社司打的报告）等社邑文书，还有庆经文、生男女文、满月文、入宅文等斋文、书仪范文，包罗万象。其作者多为仕子学郎，所抄文本多属于原生态的民间文献。这些写本可以复原丰富多彩的百姓社会生活，是我们研究“民史”的宝贵资料。

　　“新发现”“新学问”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写本文献的发现和刊布，的确催生了一批新学问。诸如吐鲁番学、敦煌学、徽学、古文书学等，都是在发现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如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中的变文、曲子词、王梵志诗，以及愿文、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宋元契约文书，包含着大量的方言俗语，为汉语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并推动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面对如此巨量的写本文献，要正确整理、准确理解并弘扬利用，就需揭示、把握古代写本的特点。事实上，写本文献在形制、内容、字词、校读符号等许多方面都与刻本文献大异其趣，面貌迥殊，有必要从“版本学”中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写本学”进行专门研究。敦煌学家方广锠曾说：“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中国传世的宋以前写本极为稀见，大多深锁于宫掖，少数秘藏于私家。一般的学人，既难得一睹，亦无从研究……后人论古籍，言必称‘版本’，且唯以‘宋版’为矜贵。”由此，敦煌遗书还将孕育一门新的学问——写本学，这一学问的产生将对中国中古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作出贡献。

　　存“亡”接“绝” 重焕文明

　　敦煌写本上起魏晋，下讫北宋初年，正好反映了写本文献从兴起、发展至逐渐被刻本取代的过程，是研究“写本学”最为丰富的资料。因此，撰写一部系统全面的敦煌写本文献学通论性著作，是提高敦煌文献校录整理质量的需要，也是构建写本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基石。有鉴于此，近半个世纪以来，敦煌写本文献学的建设被一些学者提上议程并付诸实践。

　　20世纪80年代初，藤枝晃认为“从几万件写本中发现它的共同规律，是十分必要的工作”（《敦煌学导论》），他还身体力行，从敦煌写本的形制、纸张、字体、断代、辨伪等方面对“写本书志学”做了开拓性的工作。稍后，林聪明撰写的《敦煌文书学》，是较早的一部敦煌文献学通论性著作。荣新江所著《敦煌学十八讲》是一部敦煌学的概论性著作，其中第十七讲从“纸张和形制”“字体和年代”“写本的正背面关系”及“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等角度，就“敦煌写本学”展开了讨论。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一文，把晋唐称为“以纸张卷轴为主的‘写本时期’”，他认为“建构‘写本学’……既是研究敦煌文献之基础，也是研究日本古写经，乃至于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汉文写本之重要基础”。拙著《敦煌写本文献学》，以7万多件敦煌写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语言和抄写体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以上著述，所论限于敦煌写本，有必要拓而广之，上延下展，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更多写本文献，并在研究文献内容的同时，留意写本物质形态，开创一门新的写本学。学界同仁需要在全面普查、深入研读的基础上，对写本的形制、纸张、笔墨、类别、内容、价值、语言、字体、符号、题名、断代、缀合、辨伪、校勘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透彻地研究，从而为涵盖所有写本文献、规模更为宏大的写本学的创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敦煌写本文献学》增订本，张涌泉著，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