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领略中国式浪漫的经典之作

　　古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

　　《诗经（上下册）》

　　作 者：程俊英 蒋见元 导读 注译

　　蒋见元 重订

　　出 版 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出版

　　I S B N：978-7-5538-2059-0

　　定 价：78.00元

　　作者简介

　　程俊英（1901—1993），中国第一代女教授，著名《诗经》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17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曾就学于胡适、黄侃、刘师培、陈中凡、胡小石等学者，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并称五四“四公子”，受到李大钊、黄侃、胡小石等赏识，被郑振铎喻为“一朵水仙花”。1961年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1978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程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七十余年，专精古典文学和文献学研究，在《诗经》研究方面成果尤丰。主要著作有《诗经漫话》《诗经译注》《诗经选译》《诗经注析》《白话诗经》等。

　　蒋见元（1950—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文学硕士，副研究员。1981—1992年任程俊英教授的主要助手，帮助程教授整理出版多部《诗经》《论语》著作。1993—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1995年至今任教于美国。

　　内容简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周初至春秋间各诸侯国的民间歌谣；《雅》是西周朝廷的正乐，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室宗庙祭祀的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其中最早的《周颂》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曹风·下泉》创作于春秋中叶周敬王入成周（前 516）以后。《诗经》产生的地域，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的北部，为当时周人统治势力所及的地区。

　　本书以阮元嘉庆刻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精校原文，对每首诗进行了详尽的导读和准确的注释，对原文中的生僻字词加注现代汉语拼音，并以现代韵文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全诗进行了翻译，全方位为读者提供阅读便利，帮助大家比较轻松地走进这部古老的诗歌经典。

　　本书由著名《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先生及其弟子蒋见元先生执笔，初版于1994年，问世三十年来改版重印不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本次出版，作者蒋见元先生耗时两年修订增补，使得本书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本书特色

　　底本考究，版本可靠

　　本书以阮元嘉庆刻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参考今人时贤的研究成果，校勘精审。

　　原文+导读+注音+注释+译文

　　每首诗前加详尽的导读引领阅读，生僻字加注音辅助阅读，注释简要精当，译文准确明畅，无须古文基础，轻松阅读无障碍。尤其是全书译文是用富有韵律的白话诗翻译《诗经》原诗，既不以辞害义，又能顾到诗的韵律；既能准确表达原诗意思，又能给读者带来美的阅读感受。

　　名家执笔，重新修订，内容专业严谨可靠

　　本书由著名《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先生及其弟子蒋见元先生执笔，内容严谨可靠，初版问世于1994年，三十年来改版重印不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本次出版，作者蒋见元先生耗时两年修订增补，使得本书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版式新颖，方便阅读

　　采用左右双栏文白对照排版，注释紧随其后，无须频繁翻页，即可一览原文、译文与注释。

　　印刷精美，牢固耐翻

　　锁线精装，印制精美，每页完全摊开，阅读更加舒适。布面书脊，牢固耐磨耐翻。

　　前言

　　《诗经》作为著名的“十三经”之一，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 , 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效。因此，两千多年来的经师和旧学者们，无论是推究诗旨的，还是讲求音义的；无论是考证礼乐的，还是解释名物的；无论是今文的三家，还是古文的毛诗，无不现出一副正襟危坐的神气，怀着兢兢业业的心情，将《诗经》的经学纳上正统的宝座，以期合乎这样“庄严伟大”的功效。

　　在经学统治时期，其覆盖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逊位以前，研究《诗经》的著作几乎没有一本能够脱出经学的畛域。所以我们今天研究《诗经》，首先了解《诗经》经学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三百零五篇。最早的是《周颂》，创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是《曹风·下泉》，在周敬王入成周（前 516）以后，已经是春秋中叶了。《诗经》产生的地域，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的北部，为当时周人统治势力所及地区。从漫漫几百年间流传下来的，在茫茫几千里中产生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诗歌，是怎样结集成一本完整的《诗经》的呢？司马迁《史记》认为孔子删诗，是《诗经》的编订者。但经过历代学者的论辩，这种说法已被否定。诗三百篇的规模在孔子时已经形成，他所做的只是核定这些诗歌的乐谱而已。真正将这部诗歌总集编订成书的，看来是周王朝的乐官，即《周礼》称为太师、小师、瞽矇、眂瞭的那班人。《诗经》中有从民间采集来的民歌，也有贵族文人的创作和祭祀燕飨的乐歌，这些都保存于官府，由太师掌管。到了春秋时代，诸侯间交际频繁，一般外交家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加强外交辞令，常常引用诗歌的句子来表达本国或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使其语言含蓄婉转而且，形成当时上层人物学诗的风气，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训练口才的普遍要求下，乐官不断地加工配乐，逐渐便辑成《诗经》这本教科书。《左传》中所引的诗，百分之九十五的都见于《诗经》，孔子在《论语》中也一直称“诗三百”，可见春秋时已有固定的本子了。

　　《诗经》产生之后，对它的研究也就随之而来。不过当时并没有经学，因为《诗经》在先秦时期还不是“经”，当时只称为《诗》，或者《诗三百》。对《诗》的研究还没有完整的著作，而是散见于各种典籍的片言只语中。尽管这样，还是能从中区别出不同的类型来。

　　首先是对《诗经》内容和作用的评价。孔子虽然没有编订《诗经》，但对它还是很重视的。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引用了《鲁颂·》的一句诗来概括《诗经》的思想性。他还对儿子伯鱼说：“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朱熹解释说：“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他如此重视学诗，可见对《诗经》评价之高。在孔子看来，《诗经》不但可以作为处世准则，还是训练语言才能的范本（《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又可以观察人生和丰富知识（《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虽然没有把《诗》当成经典，但他提出的《诗经》的种种功效，多超乎文学的意义之外，这无疑是经学的滥觞。但是，同样作为儒家学者，荀子对《诗经》却另有看法。他说：“《诗》《书》故而不切。”王先谦《荀子集解》：“《诗》《书》但论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于人。”由此荀子认为“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者，是俗儒，还认为“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这些说法似乎颇不以《诗经》为然。但也正是荀子，在他的著作中却大量地引证《诗经》，作为他所论述的观点的结论或标准。这个矛盾的现象，说明先秦时期《诗经》虽还没有被奉上崇高的地位，但功用主义的说诗倾向已十分明显。所谓“断章取义，予取所求”，正是先秦诸子对《诗经》的态度。

　　还值得一提的是，先秦时期已产生了《诗经》研究的方法论。《孟子·万章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个著名的论点建立了一种极通达的说诗方法。“以意逆志”虽然只是主观的探索，但确是深入作者内心的好方法，也是理解诗的必需途径。春秋时，“断章取义”地说诗的情况很普遍，孟子可能便是对这种现象作出批评和总结，因为“以意逆志”的方法运用过了头，便会走到“断章取义”的路上去。《万章篇》还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是从作者个人的、历史的、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探求来理解作品，也是很好的方法。虽然孟子的“知人论世”目的在尚友，不在文学的欣赏与批评，但同他的“以意逆志”一样，对后世的《诗经》研究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到了秦代，始皇帝焚书坑儒，《诗经》在劫难逃。但是诗歌的流播除了书面之外，还依靠口耳相传，讽诵不绝，所以一把秦火并没有把《诗经》烧绝。

　　汉初，传授《诗经》的学者有三家。鲁人申培公传《鲁诗》，在汉文帝时被立为《诗经》博士，用官府的力量，让读书人学习。现在《史记》《说苑》《新序》《列女传》等书中谈诗的，多是鲁说。齐人辕固生传《齐诗》，在汉景帝时立为博士。《齐诗》西汉时也立于学官，遗说尚存于《仪礼》《礼记》《易林》《盐铁论》《汉书》等典籍中。燕人韩婴传《韩诗》，他也是汉文帝时的博士，《韩诗》也列于学官。现存的《韩诗外传》《文选注》及各种类书所引，多是《韩诗》的学说。以上三家诗用汉时通行的隶书文字写出，称为今文。自从三家诗的传授者立为博士，学说列于学官开始，《诗经》便正式上升到“经”的地位。三家诗也就称为今文经学。

　　西汉时，又有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毛公所传的便是《毛诗》，因为用先秦籀文书写，所以称为古文。《毛诗》在汉初虽未能立于学官，属民间私学，但到西汉末平帝时，由于刘歆的提倡鼓吹，也得立于学官，而且一直传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毛诗故训传》便是毛公所撰。这是现存最早的《毛诗》训释著作，是阅读《诗经》必由的津梁，在《诗经》研究史上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三家诗和《毛诗》并不像其他经典的今古文学派那样分歧之大。他们所传的《诗》都是三百零五篇，具体的篇名也都相同。所不同者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卷数不同，三家诗合邶、鄘、卫三国之《风》为一卷，《毛诗》则分而为三。其二是文字上的出入。如《汝坟》“惄如调饥”，《韩诗》作“愵如朝饥”，“惄”与“愵”“调”与“朝”，都是假借字和本字的关系。其三是对诗篇的解释有部分不同。如《伐檀·毛序》： “《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鲁诗》却说：“《伐檀》者，魏国之女所作也。伤贤者隐避，素餐在位。闵伤怨 旷，失其嘉会。”我们应该全面参考四家诗，庶几不为一家之说所蔽。

　　正因为三家诗和《毛诗》并没有势同水火的分歧，所以到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参稽吸收三家学说，今、古文得以合流，将《诗经》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不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这种因循蹈袭的态度，于学术实在毫无益处。郑玄师事东汉大儒马融，又受到另一著名学者郑众的影响。马、郑二位都是古文学家，而郑玄却能兼采今、古文，不为旧传统所囿。他因而遭到“不守家法”“汉学之大贼”的攻讦。但事实是，《郑笺》既出，三家诗便式微，终于《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佚于曹魏，《韩诗》绝于宋，独有郑玄笺释的《毛诗》流传至今。

　　魏晋南北朝时，政局动荡，南北分裂，经学出现衰微的局面。魏王肃著书，述《毛诗》而攻郑玄。同时的王基又驳王肃而申《郑笺》，东晋孙毓著《毛诗异同评》以申王说，陈统又著《难孙氏毛诗评》以明郑义。这些争论袒分左右，互相掊击，无非门户之见，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究其实质，大抵都尊崇《毛诗》，而纷纷扰扰，垂数百年，愈见得是无谓的徒费口舌。

　　这段时期对《诗经》研究真正有贡献的，是三国吴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诗经》中许多诗关于自然界动植物的记载十分丰富，但由于时代变迁，许多名词已不知所以，陆玑的著作便专为此而作。这本书开《诗经》博物学的先河，“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

　　隋文帝统一天下，经学也渐归统一。当时治《诗》的著名学者有刘焯、刘炫等。但隋代国祚短促，经学不及有大发展。唐太宗贞观年间，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其中《毛诗正义》四十卷，撰写者除孔氏外，还有齐威、赵乾叶等。他们所依据的底本，即刘焯、刘炫的诗注，可见隋唐两代《诗经》学源流本自一脉。《毛诗正义》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分别疏解《毛诗》和《郑笺》，竭力调和二者的歧异，实在无可弥缝的则各述其意。这种注疏，前人批评为“彼此互异”“曲徇注文”。以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来，它虽不能厘定是非，但比起专主一家、抹煞他说的做法，毕竟保留了各种学说的完整性，显得更客观一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融贯群言，包罗古义”，殆非虚语。《孔疏》既出，《毛诗》的独尊地位最终得到确立。当时《韩诗》虽存，已无人传授。自唐至宋，明经取士都以《五经正义》为标准，“终唐之世，人无异词”。汉武帝独尊儒术，所立博士尚且分门授徒，各守家法，从未出现过像唐初那样绝对统一的局面，可见《五经正义》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孔疏》之前，还有一本重要的著作便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其中有《毛诗音义》三卷。陆氏主要目的在考证字音，也兼及字义辨释和版本同异的考订，“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这是可以同《孔疏》相辅助而行的要籍。

　　《毛诗正义》在《诗经》经学领域中统治了三百多年，到宋代终于遇到挑战。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由此可见，宋代疑古变古的风气甚盛，在经学领域全面展开了对汉学的批判。至于较早在《诗经》研究上有新的突破的，当推欧阳修的《诗本义》。欧阳修认为：“后之学者，因迹先世之所传而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他将诗旨分为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和经师之业四类，主张论诗当探求“诗人之意”这个根本。为此，他颇不满于《毛序》，对汉代经师穿凿附会、曲意迁就等弊端，批评为“怪妄不经”“与诗意不类”。对这种大胆的挑战，即使同他意见相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诗本义》初得之如洗肠”。他探求的“本义”尽管未必语语中肯，但是为停滞陈腐的经学界引进一股清新之气，开一代学风的作用是无可抹煞的。

　　欧阳修之后，疑古思想渐盛。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程大昌《诗论》等纷纷批评《毛序》，提出新解。发 展到朱熹，终于建立起《诗经》宋学的基础。朱熹的《诗经》研究并非 全部摒弃汉学而另辟蹊径。比如他依然主张“孔子删诗”说，依然主张 “风雅正变”说。他的主要著作《诗集传》在训诂上与《毛诗》《郑笺》更不乏沿袭相同之处。他论诗之新意，主要在废《毛序》不用。他指摘《毛序》之失有二：一是作序者“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于是“傅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二是作序者“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这两条批判，尤其是第二条，极其切中《毛序》的要害。他那“切于情性之自然”的就诗论诗的标准，便是到今天也还有其合理性。有鉴于此，朱熹提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还风诗民歌的本色，是一大功绩。他又提出《国风》中许多篇诗，如《静女》《桑中》《氓》《将仲子》等为“淫诗”，是另一大功绩。现在经常有人提出“淫诗说”来批判朱熹的封建卫道士立场。殊不知在八百多年前的宋代，要求论诗者提出“爱情诗”这样正确的概念是绝对不可能的。“淫诗说”相对于近乎梦呓的“美刺说”，无疑更接近于诗的实际内容，当然是一种突破和提高。把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对朱熹似不应求全责备。

　　朱熹的《诗》学大行，当时虽有坚持汉学的吕祖谦等与之辩驳，但终不能遏止宋学的势头。《诗经》汉学至郑玄而集大成，宋学至朱熹而集大成。郑、朱二学者都可以说在《诗经》研究史上树立了里程碑。不过朱熹奠定的疑古思辨的风气，发展到后来渐渐产生了偏差。他的三传弟子王柏著《诗疑》，认为《诗经》既经孔子删定，不该有“淫诗”尚存，主张删去《野有死麕》等三十二篇。这种想法已经超出了“大胆疑古”的范围，不但学术上荒诞不经，思想上也反映出一种自以为捍卫道统的走极端的变态心理。如果说“淫诗说”由于历史原因应予肯定的话，“删淫诗说”因其历史原因则是应予否定的。

　　朱熹的《诗》学确立权威地位之后，元、明两代基本上是剿袭朱说，陈陈相因。元刘瑾作《诗传通释》，大旨在于发明《集传》。他恪守朱学，就好像汉儒务守师传，唐人“疏不破注”一样小心谨慎，体现了经学走向保守的倾向。大抵元人的《诗》学著作，都不出此道。至明代永乐年间，胡广等奉敕撰《五经大全》, 从表象看来似乎是同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一样的盛举，但是结果却大为人讪笑。胡广等撰《诗经大全》，基本剽窃刘瑾的《诗传通释》，而稍加损益。刘书尚存，所以胡书连保存资料的价值都谈不上。之所以还能流传下来，全仗着“奉敕撰”的牌子而已。《诗经》的宋学，至明代已走入末路了。另一些不盲从朱学的人，如季本撰《诗说解颐》，朱谋 撰《诗故》，冯复京撰《六家诗名物疏》，何楷撰《诗经世本古义》，他们或考究训诂，或发挥古义，或疏解名物，都能引证赅洽，考订详明，比宋学末流的空谈高论、师心臆解者倒反高出一筹。

　　有明一代真正值得大书的是陈第，他从空疏苟且的学术环境中崛起，独树一帜，著《毛诗古音考》，钩稽群籍，注重实证，提出以古音读《诗经》的创见，纠正了宋代朱熹以来以今音牵合古音的谬误。不但他的著作成为求古韵之津梁，而且他的治学方法也开清代朴学之先河。剥极生复，贞下起元，陈第的出现，可视为学术风气转变的征兆。

　　到了清代，经学复兴。皮锡瑞《经学历史》评论道：“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发周、孔之蕴，持汉、宋之平。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国朝稽古右文”，隐衷却为怀柔士人，泯灭反清意识。一般知识分子在文字狱的严酷钳制下，埋首书斋，明哲保身。因此清人的经学有汉人谨慎严密的风格，但无宋人大胆思辨的锐气；学术上取得空前的成果，思想上却乏可喜的前进。以《诗经》中“淫诗”之辨为例，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有一段评论：“毛、郑于《诗》之言怀春、伤春者，依文作解，质直无隐。宋儒张皇其词，疾厉其色，目为‘淫诗’，虽令人笑来；然固晓得伤个春而知人欲之险者，故伤严过正。清儒申汉绌宋，力驳‘淫诗’之说，或谓并非伤春，或谓即是伤春而大异于六朝、唐人《春闺》《春怨》之伤春；则实亦深恶‘伤春’之非美名，乃曲说遁词，遂若不晓得伤春为底情事者，更令人笑来矣……故戟手怒目，动辄指曰 ‘淫诗’，宋儒也；摇手闭目，不敢言有‘淫诗’，清儒为汉学者也。同归于腐而已。”真是入木三分！虽然“同归于腐”，但是清儒所生活的世界毕竟比宋儒又前进了五百年，学者们却在迂腐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当然，穷年矻矻的诸多大儒确实给经学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就《诗经》来说，特点有二，一是各研究领域的全方位高水平展开；二是由汉宋兼采而汉学，由汉学而今文汉学的层递深入。

　　第一方面，在空前广阔的研究领域中，体现出清儒治学的精深和眼光的敏锐。如辑佚，宋王应麟作《诗考》，辑三家佚诗，筚路蓝缕，当为首庸，然而古书散佚，搜采未备。至清代，除了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三家诗外，专门从事于此道的如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迮鹤寿《齐诗翼氏学》等。范氏因《诗考》而重加裒益，而详赡远过之。迮氏采摭群书，加以诠次，并考证《诗纬》臆改《齐诗》之误。陈氏缀辑三家遗说，殊为完备；并叙各家之传授，另为叙录，使学者于其源流兴亡了然可晓。在这些书的基础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出。王氏是今文学家，在评论三家与毛的得失时难免有些左袒。但从材料的完整来看，可说是搜罗殆尽，蔚为大观。如校勘，对《诗经》异文的校订，始于王应麟《诗考》所附的诗异字异义，迄清代而此风大炽。阮元《毛诗校勘记》自不必说，其他从戴震《毛郑诗考正》起，尚有段玉裁《诗经小学》、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李富孙《诗经异文释》、陈乔枞《四家诗异文考》、罗振玉《毛郑诗斠议》等等。学者们本其精湛的小学研究，初则从事毛、郑诗的校勘，继则本其三家诗辑佚的结果，进而为四家诗异文的校勘，都取得很好的成绩。如名物研究，姚炳《诗识名解》、毛奇龄《续诗传鸟名》、朱右曾《诗地理征》、焦循《毛诗陆玑疏考证》，都是赓续前人的步武而有所深入。而洪亮吉《毛诗天文考》、李超孙《诗氏族考》，更是开垦了前人尚未涉足的处女地。如音韵，陈第得风气于先，顾炎武《诗本音》继踵其后。接着孔广森《诗声类》、苗夔《毛诗韵订》、夏炘《诗经廿二部古音表集说》等不断涌现，直至江有诰《诗经韵读》，结合考古与审音两种方法，列古音为廿一部，被段玉裁誉为“精深邃密”。清人发现了古音的本质，以《诗经》为依据，推阐古音韵部，而且越出越精。这方面的成果至大至巨，其意义远远超出《诗经》本身的研究，推而及于整个经学乃至整个先秦典籍的研究。

　　第二方面，就清代《诗经》学经历的三个阶段来说，首先是攻击朱学，以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毛奇龄《毛诗写官记》《白鹭洲主客说诗》等为主。陈氏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被称为“古义彬彬”者。但是在《简兮》“西方美人”和《潜》“捕鱼之器”两条下忽然大谈佛教，可见要真正“稽古”也不是一件易事。毛氏则力攻朱熹“淫诗”之说，有时言词近于激烈。这时候的论辩确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但如皮锡瑞所言，“虽由门户之见未融，实以途径之开未久也。此等处宜分别观之，谅其求实学之苦心，勿遽责以守颛门之绝业”。其次是发扬《毛诗》。其间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三书，是其中佼佼者，反映了《毛诗》研究的最高水平。胡氏专宗毛义，凡是《郑笺》与《毛诗》不同之处，他一定返求诸本经，博稽其他典籍，以证毛义之精确。《后笺》的特点是广征博引，推论细密，较陈启源更为有力。但他胸中尊毛的成见已定，有时难免强经合己，显得武断。陈奂《诗毛氏传疏》是解释《毛诗》最完整的著作，且对《毛诗》极为推崇，其云“墨守之讥，亦所不辞；而鼠璞之譬，庶几免焉”，不仅对自己学说的严谨十分自信，而且对恪守一家的缺陷，分明也已意识到，却又不肯改。这种治学的态度在清代经学家中是很典型的。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否则以他们精湛的学问，倘能把眼光放得客观一些，必然取得更大的成绩。马瑞辰的《通释》又是另一种风格。他不专宗毛，也不专宗郑，经常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主要方法是依据《说文》推求本字本义，凭借声音通转寻找假借关系，得出的结论新颖可喜。但有时刻意求新，难免失之穿凿。经过胡、陈、马三位学者的努力，可说是将《毛诗》研究推到了高峰。最后一步，清儒由毛、郑之学导源而上，追论三家诗说。如魏源《诗古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都是拿三家遗说来否定《毛诗》的。经学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门径全部恢复洞开，真有极盛难继之感。不过今、古文《诗》学之争，两千年来没有结论，清代今文学家再度奋起，结果还是没有定谳。

　　在这个汉宋、今古学派前推后拥的潮流之外，还超然站着三位学者：撰《诗经通论》的姚际恒、作《诗经原始》的方玉润和写《读风偶识》的崔述。姚、方之学一脉相承，不依傍《毛诗》, 也不附和《集传》，而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崔述作《读风偶识》，“于《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从他们的话中，可以看到朱熹那种大胆疑古、就诗论诗精神的复苏，这在清代经学家中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何况他们所吸收的只是“朱子之意”，对“朱子之言”并不盲从，采纳合理的精神内核而扬弃有瑕疵的外壳，所以他们的三本著作在众多大学者的皇皇巨制中得以异军突起；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越来越显示出超乎前人的价值来。

　　清朝灭亡之后，四书五经作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随之失去其经典的地位，经学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在此之后对这些典籍的研究，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不能将它们当作经学了。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于省吾等都开始运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出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成绩，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直到今天，《诗经》还是得到众多学者的研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充满了神秘性和艺术魅力。

　　此书的撰写，有劳研究生白寅、朱继忠两位同志努力协助，一并志谢。

　　程俊英 蒋见元

　　书影

　　△《古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诗经（上下册）》

　　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