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快看】敦煌樊锦诗今年84岁了，为何还被称为她的女儿？

图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资料图）敦煌研究院供图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半个多世纪以后，经历了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再到方兴未艾的“数字敦煌”，已耄耋之年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才有闲暇去回忆“斩不断，理还乱”的敦煌情缘。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为什么留下来，这就是一个人的命。”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出生于北平，成长于上海，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3年夏天，大学毕业后的她被分配到千里之外的敦煌大漠。直至19年后，才与丈夫在莫高窟团聚，从此就是一生心无旁骛的守护。

　　物资匮乏的年代，烦心事在洞窟里都消失了

　　“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我把她想得特别美妙。”樊锦诗回忆说，因中学课本上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后来就比较留意和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念了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包括出版的画片和明信片，她都格外关注。也因此，早就知道常书鸿、段文杰这些人，始终很向往那个地方。

　　在奔向敦煌的途中，樊锦诗联想到常书鸿和段文杰两位传奇人物，都能跑去西北荒漠守护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很气派的地方，可是一下火车就完全傻眼了，这里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住土房、睡土炕、喝碱水、吃杂粮，照明靠蜡烛，有钱也买不到任何东西，吃得最多的菜是土豆、萝卜和白菜，每年春季从榆树上采下的榆钱，经过烹调即是“稀罕美食”。

　　2018年8月，樊锦诗(中)在莫高窟数字陈列中心参观文创产品。(资料图) 杨艳敏 摄

　　相比彼时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才最令她绝望。樊锦诗所能做的，就是学着遗忘与她成长求学的都市，慢慢习惯“窗外刮风、屋内下沙”的西北生活。

　　“望着黑黝黝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樊锦诗说，只要进到洞窟里，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艺术塑像中，什么烦心事都消失了，心就踏实了。

　　50余载牵念莫高窟保护，数字敦煌让文物“容颜永驻”

　　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为什么敦煌仿佛被遗弃在此长达几个世纪？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在那些金碧辉煌的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是什么人画的……数不胜数的问题，每天都萦绕在樊锦诗的心头。

　　50多年来，樊锦诗走遍了735个大小洞窟、看遍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历时40年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首卷，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而历时十余年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有望在今年出版，这也是她最惦记的事。

　　随着与时间赛跑的保护使莫高窟“转危为安”，面对大批蜂拥而至的庞大客流，越来越大的保护压力开始令樊锦诗忧心忡忡。21世纪初，敦煌研究院在中国内地首开先河，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进行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并于2014年开启单日6000人次上限的莫高窟预约参观新模式。

　　“文物的退化是不可逆转的，哪怕保护得再好。只有为文物建立数字化档案，才能实现永久流传、永续利用。”樊锦诗说，拿出一百年前的莫高窟老相片与现在对比，发现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它还在“变”，多年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坏”。

　　2018年8月，《回顾平山郁夫先生的贡献》座谈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图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发言。　杨艳敏 摄

　　让莫高窟文物“容颜永驻”的“灵感”，始于樊锦诗第一次接触电脑，了解到“经过电脑数字化的东西都能得到永久保存”。尽管当时的技术手段和数字化效果，尚不尽如人意，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的计划已提上议程。

　　2016年4月，“数字敦煌”成功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游客只需轻点鼠标，即能一览无余。

　　人才是文保工作的核心，自传为莫高窟保护留史

　　“文物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人才，人才是一切工作的核心。”樊锦诗表示，没有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和奋斗，就不会有今天的莫高窟。因此要确保稳定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的人才队伍，必须要有长远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机制保障。

　　今年84岁的樊锦诗已退休多年，近年在海内外获奖无数，但最为被公众熟知的称谓仍是“敦煌的女儿”。她每年仍有不少时间与敦煌大漠“为伴”，在身边众人的反复劝说下，以口述形式出版了唯一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希望为莫高窟保护留史、续史。

　　“也许，我倾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穷尽敦煌的谜底。”记录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的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引起众多文博粉丝以及敦煌文化爱好者的追捧，还火爆“出圈”导致“一书难求”。但樊锦诗除了受邀讲述“敦煌故事”的个别讲座外，已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更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樊锦诗至今无法释怀与丈夫“老彭”未能兑现的约定，“我时常觉得老彭没有走，他还在我身旁，和我一起守护着莫高窟，他依然在支持我，给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