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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自传式敦煌“保护史”

23-09-05 11:45 来源:中国甘肃网-甘肃日报 编辑:刘姗

  原标题:一部自传式敦煌“保护史”

  俞耕耘

  “我默默地站在这个曾经震动世界而今已空无所有的藏经洞中央……”常书鸿初到敦煌,百感交集。这位20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的画家,承担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工作,从此毕生心许敦煌,成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敦煌,敦煌》这部自传是常书鸿的自白,见证了一段敦煌“保护史”。

  “我感到深深内疚的是,自己在漂洋过海、旅居欧洲时期,只认为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的艺术是世界文艺发展的高峰,而对祖国伟大灿烂的古代艺术却一无所知。”从书中常书鸿的解读可以看出,如顾恺之吐丝般的衣纹勾勒、吴道子吴带当风般的盛唐飞天、李思训一样的辉煌用色,构成了敦煌石窟艺术的美学风格。

  敦煌研究也彻底改变了常书鸿的艺术观。他认为,敦煌艺术,对中国画史也起到了参照效应。传统画史,大多只重文人士大夫,贬抑画工创作,留名的不过吴道子、阎立本、曹霸、李思训、王维等人,“绝口不谈或者只是浮光掠影地扯上几句民间的艺术创作,这是不对的。”

  常书鸿和同道、门生,一边充当除沙修墙的“民工”,一边是勘查临摹的画匠,经历着各种生死风险、艰难困苦。他痴迷艺术,不计得失,也付出了家庭离散的代价。抗战结束后,学生们纷纷告别返乡,女儿常沙娜出国深造,这更使他倍感孤独。常书鸿的难得在于他的共情与体谅,始终理解友人选择,也总在内省对家人的亏欠。

  文物保护,也被赋予多个层面,既有抢救保护,又有修复研究。洞窟壁画临摹,是技术性与艺术性合一的大工程,可分为客观、复原和整理三种临摹方式。本质上,这是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人,与古代艺术工匠的对话、切磋。揣度古人作画的色相、墨线与着色,最大限度复现壁画原貌。

  书中记下了临摹的艰辛,“我们没有梯架设备,没有照明器材,只能在小木桌、小凳上工作,对看不清的地方,就要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十分费力。要是临摹窟顶画时,就更加艰苦,要仰着头,脖子和身体都成了90度的直角。”

  从旧中国徒有空头、没有经费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换了天地,人力、物力与财力,都有了保证。“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的临摹,由于种种困难,在无财力、缺器材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那些劣质颜料,有的甚至是用红土、泥土经过自己的漂洗沉淀来代替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能用上以前不敢奢望的材料,“故宫博物院还支援了我们一批他们旧藏的矿物质颜料。”

  常书鸿近乎痴人的执着,彰显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风骨、纯粹的艺术理想。《敦煌,敦煌》写出了常书鸿的人生与敦煌的改天换地。该书以口述历史的第一视角,诠释了艺术人生的真意,那是一种大境界——心许艺术,虽苦犹乐,不畏艰险,甘于寂寞,为传承万代,功成不必在我。

  (《敦煌,敦煌——常书鸿自传》,常书鸿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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