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中的玉门都尉和玉门关

　　本报特约撰稿人 张德芳

　　关于两汉时期的玉门都尉和玉门关尤其是后者的具体地望，从沙畹、王国维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一直聚讼纷纭，发表了很多意见。199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小方盘城周围进行了小范围发掘，出土汉简380多枚，为我们认识玉门都尉和玉门关的准确位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本文通过以往出土的汉简和新近出土的玉门关汉简，对玉门都尉和玉门关的相关问题再作深入研究，旨在强化今天的敦煌小方盘城即西汉时期的玉门都尉府及玉门关关址的认识。

　　历任玉门都尉与都尉府

　　从《汉书·地理志》可知，敦煌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此外还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但是哪些人曾经担任过都尉，无从得知。近一个世纪以来，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提供了新材料，增加了新认识。

　　玉门关遗址出土的汉简

　　玉门都尉“护众”

　　我们今天从汉简中看到的最早的玉门都尉是“护众”，有两条材料，均出自小方盘城附近：“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敦煌汉简》第439简。以下简称《敦》。引文不求全文，只引关键部分）；“大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无署就”（《敦》1922）。前一简是夏鼐和阎文儒先生于1944年11月5日在敦煌小方盘城北之土丘上发现的，后一简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小方盘城发现的。两简结合起来观察可知，“护众”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玉门都尉，其时在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前后。《资治通鉴》汉武帝元封三年条下记载：“上遣将军赵破奴击车师。破奴与轻骑七百馀先至，虏楼兰王，遂破车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酒泉玉门都尉的设置应在此时。可见玉门都尉的驻地一开始就应在小方盘城，而且从后来的出土汉简看，终西汉之世始终没有搬迁过。

　　敦煌玉门都尉“子光”

　　“玉门都尉上书一封，五凤二年十二月己巳蚤食时，县泉佐□□平望驿骑逢。”(Ⅱ90DXT0212S:33) “二月庚午，敦煌玉门都尉子光、丞万年谓大煎都候：写移书到，定部书言到日，如律令／卒史山、书佐遂昌。”（《敦》1741）前简出自悬泉置遗址，后简出自敦煌西部的凌胡隧。而凌胡隧出土的250枚汉简中，只有“神爵”和“五凤”两个年号的简。因而结合两简的考察，玉门都尉“子光”的任职年代应在五凤年间。

　　玉门都尉“宫”

　　悬泉汉简和敦煌汉简都有玉门都尉“宫”在初元年间履职情况的记载，下面只引一简：

　　“初元二年四月庚寅朔辛丑，敦煌玉门都尉宫、丞得意谓过所县河津：遣从史常贤上书。乘用马二匹、轺车一乘，当舍传舍、郡邸，从者如律令。□月己卯，西。”(Ⅰ90DXT0116②:107)

　　简文内容是玉门都尉宫开具的一份过所。派从史常贤直接上书朝廷。带了乘马和轺车，要求沿途各地传舍和郡邸给予接待。常贤一行已经完成使命，在回返时路过悬泉置留下的过所登录。时间是初元二年四月辛丑，而路过回返的日期可能要晚好几个月。简文记载他们于某月己卯往西而行。关于玉门都尉“宫”的记载还有多条。

　　敦煌玉门都尉“千秋”

　　“敦煌玉门都尉千秋上书一封。初元五年二月辛亥日下餔时，县泉驿小史毋知受平译小史憙。到日莫餔时，付广至万年译小史。”(Ⅴ92DXT1311③:272) “受平译”应为“受平望译”；“译”“驿”通用，汉简中多见。初元五年二月辛亥为公元前44年3月27日。“玉门都尉千秋”应与上述“玉门都尉宫”的职任相连接。

　　敦煌玉门都尉“平”

　　“永光元年二月戊戌朔辛酉，敦煌玉门都尉平、丞得高，敢言之。谨移郡铁器簿一编敢言之。”（《敦》1064）永光元年以后的敦煌玉门都尉是一个叫“平”的人。永光元年二月戊戌朔辛酉为公元前43年4月1日。

　　“建昭二年六月壬戌朔壬戌，敦煌玉门都尉平谓过所：遣行丞事关候安，送罢卒郡东界。当舍传舍如律令。六月庚午，食，东。” (Ⅴ92DXT1611③:91）这是敦煌玉门都尉平签发的过所，意思是派关候“安”送罢卒到敦煌郡的东界。过所于建昭二年六月壬戌朔壬戌即初一日（公元前37年6月29日）开出，庚午即初九日（7月7日）到达悬泉置，吃过一顿饭，往东走了。此简不仅说明建昭年间的敦煌玉门都尉仍然是“平”，而且也是玉门关与玉门都尉府同在小方盘城的证据。都尉有丞为佐贰，但丞不在时可就近由其他官员代理。此处所派行丞事的关候“安”，应该就是专管玉门关的关候。

　　敦煌玉门都尉“君”

　　“鸿嘉四年五月丙申朔乙卯，敦煌玉门都尉君、丞敢言之：府记”（《玉门关汉简》Ⅱ98DYT2:11）此简1998年出自敦煌小方盘城。内容是玉门都尉府报给敦煌太守府的一份上行文件的草稿或录副，是玉门都尉府根据敦煌太守府府记的要求对相关事项的报告。简文之后还应有接续的文字。“君”可理解为尊称，亦可理解为人名。但此简是上行文书，玉门都尉应该直称其名而不该冠以尊称，因此此简的“君”当为人名。丞后亦应有名字，但此简书写潦草，可能把丞名漏写了。鸿嘉四年五月丙申朔乙卯为公元前17年7月7日，可知鸿嘉年间的敦煌玉门都尉叫“君”。

　　敦煌玉门都尉“忠”

　　“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制诏侍御史曰：敦煌玉门都尉忠之官，为驾一乘传，载从者。御史大夫延下长安，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六月丙戌，西。”(Ⅰ90DXT0112②:18）木牍一枚，是新任的敦煌玉门都尉忠从京师到任所，御史大夫为之开具的一份过所文件。开具过所的日期是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到达悬泉置路过时为六月甲戌丙戌，从长安出发到悬泉置走了35天。御史大夫延指贾延，此人于建平四年三月迁御史大夫，只干了一年。

　　玉门都尉“阳”

　　“十一月壬子，玉门都尉阳、丞罗敢言之：谨写移。敢言之。／掾安、守属贺、书佐通成。”（《敦》2055）完整两行。长23厘米、宽1.7厘米。此简是斯坦因1907年在小方盘城东北4公里处发现的。此地出简100多枚，被认为是汉代的宜秋隧。从此简可以得知玉门都尉的人名为“阳”，但不知其任职时间。

　　玉门都尉“赐”

　　“□丁卯，敦煌玉门都尉赐、丞彭告库谓……”（Ⅱ98DYT5:2）此时的敦煌玉门都尉叫“赐”，但不能确知其任职时间。

　　玉门都尉“时”

　　“玉门都尉时行丞事，玉门候……”(Ⅱ98DYT1:48）这是一份起草的可能要上报的文件底稿，暂以都尉之名列之于此。亦不知其任职时间。

　　王莽秉政，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太守为大尹，改都尉为太尉，先改敦煌为文德，再改为敦德。敦煌玉门都尉便改成了敦德玉门太尉。在马圈湾汉简中，我们可以找到王莽时期的“玉门太尉”。

　　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汉简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一、也许从酒泉玉门都尉设置时，护众就是第一任玉门都尉，从其时一直任到太始年间，在任16年时间。因为汉简材料没有记载其任职时间，我们只能加以推断。二、从征和开始到神爵年间，即公元前半个世纪的35年里，谁是敦煌玉门都尉还是个空白。三、从五凤开始到元始五年的60多年里，中断者有甘露到黄龙5年、河平到阳朔8年、元延到绥和6年，元寿2年，总共21年。也就是说，从公元前57年到公元5年的62年时间里，有41年即三分之二的时间，玉门都尉是有名可指的。

　　玉门都尉的属吏及其分科诸曹

　　玉门都尉一职的延续时间大概从汉武帝元封三年“酒泉列亭障到玉门”到王莽天凤三年以后“西域遂绝”，前后124年。随着军事要塞的往西延伸，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军队驻守应是相随而行。玉门都尉的设置当在此时。王莽派王骏出征失败，西域遂绝。西部的驻防已不比以往重要，王莽可能对敦煌郡的四个都尉进行了调整。

　　关于汉代的都尉之制及其属吏，前贤早有研究。但是，《续汉书·百官志·郡县条》记载太守和都尉的诸曹办事机构有“诸曹略如公府曹”“皆置诸曹掾史”，似乎地方郡太守的各曹办事机构同中央有着一定的对应，都尉府和太守府亦相差无几，而实际情况则不尽然。一是由于时间先后不一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二是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内郡和边郡自有不同的特点，反映在官职上亦不能千篇一律；三是所辖属县和人口相差悬殊，设官分职亦不能整齐划一。太守和都尉的职掌和属吏不能相互照搬，既不同朝廷的公府，也不同内地的郡县。敦煌自有敦煌的情况，下面所讲到的玉门都尉就是如此。

　　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记载，东海郡有“都尉吏员十二人：都尉一人，秩真二千石；都尉丞一人，秩六百石；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四人、用筭佐一人，凡十二人。”西北汉简中没有发现都尉下属有用筭佐，大概也只是书佐之一种。其余都尉丞、卒史、属、书佐，似乎都是都尉属官之通例：

　　太守和都尉有丞，皆六百石。从汉简看，郡太守发文，要同长史和丞一起联署，都是当时的惯例。都尉发文，也要同丞一起联署。玉门都尉有丞，所发文件都是跟丞一起联署的。为防止主官专权，一起联署文件可以互相制约和监督。玉门都尉不仅有丞，而且文件后面签署的还有掾、属、卒史、书佐。所有这些都不乏其例。

　　敦煌郡有四个都尉，北部自西向东有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南部有阳关都尉。玉门都尉有大煎都和玉门两个候官。大煎都候官的防线呈丫字形，沿疏勒河尾闾西走到榆树泉盆地。最西部从广昌燧东北走，到丫字分岔处的富昌燧，约33公里；河北三燧从西北向东南到富昌燧约18公里；从富昌燧向东到显明燧，约13公里。总共有65公里的防线。现存烽燧自西向东有广昌燧、厌胡燧、凌胡燧、步昌燧、广武燧、河北三燧（斯坦因所编T1、T2、T2a）以及榆树泉墩、马迷兔墩、富昌燧、大坡墩、牛涎水墩以及近几年新发现的一棵树墩和东旱坑墩共15座烽燧。大煎都候官下属有：大煎都候长、万世候长、广武候长、步昌候长等；有大煎都士吏、步昌士吏；有斥地候史、获虏候史、广昌候史等。

　　敦煌马圈湾汉简

　　玉门候官驻大煎都候官之东，从显明燧到仓亭燧，东西35公里左右。根据1979年出土的马圈湾汉简记载：“玉门部士吏五人、候长七人、候史八人、燧长廿九人、候令史三人。”（《敦》806）。从现在的遗留情况看，玉门候官所属有显明燧、北戈壁墩、二十里大墩、牛头墩西南墩、牛头墩、后坑墩（临要燧）、马圈湾烽燧、盐池湾墩（广汉燧）、墩子湾墩、当谷燧、盐池墩（远望燧）、贼娃子泉东北墩、北苦沟南墩、西泉西墩、西泉墩、西泉东北墩、仓亭燧等17座烽燧和小方盘城（玉门关）、大方盘城（河仓城）两座城障。

　　另外，从小方盘城西南到墩墩山（古董滩）有一条50公里南北走向的汉塞，基本保存完整。中间有五座烽燧：自北往南为玉门关南一墩、玉门关南二墩、玉门关南三墩、南湖二墩、南湖头墩。这段塞墙的管理也归玉门都尉。

　　敦煌的西北部，干旱少雨，人烟稀少。这些残存的烽燧遗址历经两千多年风雨侵蚀，还能保存到现在，真可谓汉塞烽燧的天然博物馆，是理解玉门都尉功能作用的化石标本。

　　玉门关遗址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玉门都尉与玉门关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玉门都尉下有大煎都候官和玉门候官，驻防的防线东西有100公里，南北有50公里，同敦煌郡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和阳关都尉一样，属于边郡的部都尉。但是，玉门都尉和阳关都尉地处边关，不仅有驻守边疆的任务，还有负责通关的使命。敦煌地区连接西域，是汉王朝郡县管辖的最西端。但由于西域地区的管理体制和内地的郡县乡里绝然不同，阳关、玉门关的职能并没有因为汉朝国土的向西延伸而失去作用。所以阳关都尉与玉门都尉既是“部都尉”，同时也是“关都尉”。

　　既然玉门都尉是关都尉，而且治玉门关，那么现在的敦煌小方盘城被认为是玉门都尉的驻地，自然应为玉门关的关址。但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往来二岁，还至敦煌，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法国汉学家沙畹在整理斯坦因在河西发掘的汉简时发现，按照上面的逻辑，玉门在东而敦煌在西。进而根据《汉书》的记载认为，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之东，而后来的玉门关乃太初以后才迁到敦煌之西。王国维赞同沙畹的说法并进一步确指，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即酒泉郡的玉门县。但王国维忽略了汉代的玉门县和清代的玉门县不是一个地方。劳干《两关遗址考》同意西迁说，但指出汉代的玉门县在今天的赤金峡一带，而清代的玉门县则在安西（今瓜州）以东的双塔，两者相距约一百公里。

　　其实，从大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西进过程看，不管在太初以前还是在太初以后（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1年），玉门关根本就不可能在敦煌之东。至少在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朝的势力已进入敦煌，而且箭在弦上，摆出了继续西进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驻军设关自然应该在西部边境，而不可能在敦煌之东。二是李广利代大宛，“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敦煌与西域相连，作为李广利监军或后援的军正任文，只能在敦煌西部的玉门关。历史学家向达先生认为，汉武帝所谓使使遮玉门，应该指酒泉郡的玉门县，而非玉门关。只是班固作《汉书》时，在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的“使使遮玉门”后面加了一个“关”字。夏鼐先生则认为，即使“使使遮玉门”所指为玉门关，也不能说明玉门关就在敦煌之东。

　　我们不能否认驻扎在玉门关的玉门都尉既有“部都尉”的性质又有“关都尉”的性质，那么作为玉门都尉管辖下的玉门关，就应该在玉门都尉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不能跨过好几个都尉的辖区而游离于千里开外的其他地方。

　　1907年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外人士先后对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进行过多次考察，1944年，夏鼐和阎文儒考察了小方盘城，测量了城址范围，并指出“小方盘城就是汉玉门关……汉代在这里设关城，一方面为通西域，另一方面也是为防御匈奴。”1963年，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专门考察过小方盘城，指出“玉门关正处于南北两山对峙的夹口之中。”将小方盘城直指为玉门关。1981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1992年-1995年甘肃文博部门对河西长城的调查，以及1998年小方盘城周围的发掘和出土汉简进一步证实，小方盘城即是西汉时期的玉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