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历史照片的回忆——著名画家赵望云的两次敦煌之行

　　原标题：一张历史照片的回忆

　　——著名画家赵望云的两次敦煌之行

　　1950年，赵望云（前排右4）、张明坦（右5）和常书鸿（右3）等人合影。

　　2011年年初，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受甘肃省委宣传部的邀请，为甘肃省歌舞剧院创作大型民族交响音画《敦煌》。由此，赵季平踏上了敦煌采风之路。

　　有一件事情在赵季平脑海里久久萦绕，难以忘怀。当年，赵季平的父亲、著名画家赵望云曾有两次不平凡的敦煌之行，但时隔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多次寻找父亲敦煌之行的资料都未能如愿。这次在敦煌采风，赵季平又托朋友多方打听，希望能帮助他寻找到那段难以释怀的历史。原敦煌市政协副主席高德祥先生多方努力，几经周折，终于在敦煌研究院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唯一一张照片：是赵望云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与张明坦、常书鸿、段文杰、李承仙、范文藻、孙儒僴等人在研究所大门前的合影。高德祥嘱托好友韩兰魁先生将照片带给了赵季平。

　　捧着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赵季平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不由回想起了父亲那两次不平凡的敦煌之行。

　　一

　　赵望云，1906年生于河北束鹿（今河北辛集），现代著名画家。早年与王森然、李苦禅等组织吼虹艺术社，1937年创办《抗战画刊》。擅长山水、人物，创作面向生活，画风于质朴厚重中蕴含秀雅，尤长于表现陕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为长安画派的开创画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农村写生集》《西北旅行画集》《埃及写生画集》《赵望云画集》等。

　　1943年，赵望云和关山月夫妇、张振铎等决定一路西行去敦煌石窟面壁临摹。关山月跟赵望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两年前。那是1941年，关山月在重庆开画展的时候，赵望云来参观了画展。或许是由于关山月的画反映的内容跟赵望云所作有共同之处吧，他们真的是一见如故。

　　赵望云一行四人，先到西安，又从西安到兰州，在西安和兰州一起开画展，筹划盘缠。之后，他们一起骑着骆驼，以西瓜当水，锅盔作干粮，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走了一个多月。他们出了嘉峪关，登上祁连雪山，穿过茫茫戈壁，终于来到了敦煌。

　　在敦煌莫高窟，正值张大千刚刚撤走，而常书鸿则刚到任，临摹条件异常困苦。当时，赵望云一行的到来，让常书鸿非常兴奋，他没想到在这困难时刻还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来一起干事。常书鸿兴致勃勃地领着赵望云一行详细参观了密密麻麻的洞窟。赵望云一行每天打着手电筒，不分昼夜如饥似渴地挥毫临摹，并和常书鸿一起交流探讨，对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库赞叹不已。

　　赵望云与关山月在莫高窟考察临摹古代壁画，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那时候，西北的条件非常恶劣，不仅要忍受生活上的艰辛，更要面临莫高窟临摹壁画的艰难。莫高窟洞窟比较深，即使是光线比较好，到下午四点钟后洞内就已漆黑一片了。他们整天在崎岖不平的黑洞里转，渴了就饮点宕泉河流下来的雪水，明知会泻肚子也得喝下去，饿了就吃点备用的土干粮。赵望云和关山月他们就这样在黑洞里爬上又爬下，转来又转去，一旦从灯光里发现了自己喜欢的画面，就高兴地一同欣赏，分析研究其不同时代的风格、造型规律和表现手法。但由于条件所限，只能挑选自己喜欢的局部来临。有时想临的局部偏偏位置较高，就得搬石块来垫脚，若在低处，就得蹲下或半蹲半跪，甚至躺在地上来画。

　　就这样，他们整个白天在莫高窟洞窟里活动，晚上回到卧室还得修修补补。转瞬间一个月的时光过去了，他们费了不少汗水，终于换来了一批心爱的临摹壁画。

　　这是赵望云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临摹活动。在这一非凡的写生旅程中，他获得了完全不同于岭南地域风貌的视觉体验，敦煌壁画的独特风格、雄浑瑰丽的西北景色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他后来的美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赵望云平生致力于中国画创作，面向生活，画风质朴浑厚，骨高气雄。作品的创作内容十分广泛：农民工人的劳动生活、农村的田园风光、塞外的辽阔草原、终年积雪的祁连山、风沙弥漫的戈壁滩、三门峡水利工程、宝成铁路建设工地、南海之滨、西北高原……凡是他足迹所到之处，都保留有他反映祖国风貌的佳作。他所表现的题材，前人很少表现过，因而也无成法可循。这使他在写生实践中下了很大的功夫。根据内容和形式的需要，对国画传统的笔墨表现方法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创新。他的早期作品，很重视捕捉人物的神态感情，所绘形象生动，韵味无穷。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笔墨趋于成熟，不论随意挥洒，还是精求工致，都能形神兼备。50年代以后的作品，笔墨技巧已达到驾轻就熟的程度，线条刚柔相济，墨色溶化滋润。

　　他们离开敦煌时，已是大雪纷飞的冬季。赵望云和关山月夫妇、张振铎分手后，关山月和妻子远赴青海塔尔寺写生，直到1944年春才回到成都。赵望云继续他的西北写生，向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一路历时好几个月，又完成100余幅写生画稿。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酒泉军分区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由于受当时一些思潮的影响，有些人认为莫高窟的壁画与雕塑是封建腐朽的东西，应该停止修复工作。因此，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全面瘫痪，研究人员投入到了蔬菜和粮食的生产中。在洞窟围墙内一块小土地上，他们种哈密瓜、芹菜、洋芋、韭菜、小麦、胡麻等蔬菜和作物。这种情况一直到1950年秋天还在继续。

　　常书鸿面对这样的局面心急如焚，他不得不写信把所里的严重情况向政务院文教委和郑振铎作了汇报。不久，常书鸿便收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通知：将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员来敦煌艺术研究所解决问题。

　　这次西北军政委员会派出的正是常书鸿熟悉的著名画家赵望云。1943年1月，赵望云在重庆举办“西北旅行写生画展”。1949年6月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美协理事。会后赴东北解放区参观学习。不久，陕甘宁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成立，赵望云任副主任。1950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4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青海境内的残匪还没有彻底肃清，从西安到敦煌的路途十分危险。当赵望云听到组织派他们去敦煌处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遗留问题时，显得又牵挂又兴奋。敦煌是他艺术生涯中仰慕的地方，他又有机会来敦煌了，但莫高窟怎么样了？研究所的工作怎么会乱成那样？他没有考虑个人安危，接到组织分派的任务后，他便和副处长张明坦匆匆踏上了去往敦煌的路。

　　1950年9月，他们终于抵达敦煌莫高窟，看着那魂牵梦绕的九层楼，赵望云好像回到了七年前，往日一切涌上心头。他只是紧紧握住常书鸿的手，望着面前两鬓斑白、面容憔悴的老朋友，感慨万千，心情很激动。

　　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暂时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他们带来了不少慰问品，其中包括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中急用的绘画颜料、笔墨纸张、收音机等文化用品。他们还给常书鸿出生不久的儿子嘉煌送了一套大红缎绣花衣服。当孩子的妈妈李承仙再三推辞不肯接受时，张明坦副处长说：“这是党组织对你们的关心，也是延安解放区的老规矩，是军民一家干革命的老规矩，这一点礼物务必全部收下！”

　　赵望云和张明坦他们很快就和研究所的人打成一片了。四五天后，时逢传统的中秋节，赵望云和张明坦组织大家开了一个团结的“月光晚会”。中寺前院的两棵大榆树下，桌上摆满了刚摘下的大红枣、梨、哈密瓜、西瓜等。赵望云笑哈哈地首先上场，他手拿二胡，拉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陕北抒情曲调，晚会在锣声中开幕了。

　　随后，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对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了重新组建工作。对以前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许，并积极地帮助研究所做出了今后的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及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安排等等。

　　从此，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赵望云的第二次敦煌之行，对敦煌莫高窟的意义重大，在敦煌研究院的院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撰文 张自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