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不是江南 张掖何必江南

　　赵国鹏

　　1943年夏，赋闲在家两年的罗家伦，以团长身份率西北建设考察团前往西北考察。7月23日，考察团来到了张掖。在当地官员士绅的陪同下，罗家伦一行登临城内的五云楼。极目向南，远处是白雪皑皑的祁连雪峰，近前是丰收在望的麦田和满耳鸟鸣的芦苇荡。此情此景，在江南文化熏陶下长大的诗人罗家伦不口占一绝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于是就有了“绿荫丛外麦毵毵，竟见芦花水一弯。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的诗句。

　　史料中没有记载当时在场的张掖人的反应，但可以想见，把张掖比作江南这一独特的视角，加上诗人特殊的地位，一定让他们兴奋不已。从那以后，这兴奋的余波在张掖大地上荡漾了80多年，直到今天，这首诗的后两句，仍然是描述张掖的文章中引用率最高的诗句。每每遇到外地人，张掖人都会自豪地说：我们张掖是“塞上江南”。

　　作为土生土长的张掖人，我也曾在视听作品中多次引用过这首诗，也曾多次被这兴奋的余波激荡。但久而久之，总有一些隐隐的不安透露出来。就像明知道是赝品，还在不断地夸耀一样。

　　罗家伦有诗人的感性，同样也有知识分子的理性。“错将张掖认江南”终究是“错”字在先。

　　实际上，在罗家伦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传统诗歌的语境里，张掖乃至西北，是固化已久的边塞苦寒书写。

　　仅以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为例。他曾两度出塞，历任安西和关西节度判官，扎扎实实在西北边塞生活了6年，创作了81首边塞诗。在他的诗中，张掖和西北是“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荒蛮之地；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风沙肆虐之所；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苦寒边陲。在他的诗中，这片土地是“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的生死战场，是“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的悲苦记忆。有心者统计，在岑参的边塞诗中，63首中含有颜色，而其中白色系词使用了90次，占颜色词总数的45.69%。寒冷、渺远、苍茫、孤寂……张掖、西北的形象就在这些白色系的词汇中被塑造、被固化。

　　其实，张掖和西北的形象固化，不仅仅来自于岑参。连那些从来没有到过西北的著名诗人们，同样作出过贡献。李白说：虽居焉支山，莫道朔雪寒；王昌龄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之涣吟：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连禅意满满的王维也深情地安慰远赴西域的朋友：绝域阳光道，胡沙与塞尘……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诗是流传千载的好诗，但在那个没有抖音、没有微信的年代，在那个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年代，这些诗成为了内地中原建构张掖和西北形象的主要途径。直到今天，仍然有人相信张掖人是骑着骆驼上班的。

　　然而，当我们稍微从更深的层面上去思考，就会发现，对张掖形象的固化不仅仅是诗歌文本书写的结果。    

　　比如山水画。

　　笔者在上学时曾随曹文海先生学习过传统山水画（天资愚钝，后来放弃了），其间有一个事情曾经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在我练习的中国山水画传统技法中，几乎没有一种技巧可以用来描绘西北的戈壁大漠、雪山草原。后来接触了一下中国绘画史，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点点了解。

　　在《历代名画记》中，唐代188位画家仅3人来自河西走廊；北宋官方收录画家231人，仅4人明确籍贯属秦岭以北（如范宽为陕西华原人）。至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的元代画家540人中，陕甘籍仅占比2.3%。而到了明代，《吴门画派》全部集中在苏南。尽管范宽以一幅《溪山行旅图》名垂画史，开北派山水之宗，但在董其昌“南北宗论”中却被归入李成体系淡出了中国美术史的核心叙事。“元季四家皆浙人，吾朝文沈则南直隶血脉”（《画禅室随笔》），将地域血统抬升为艺术合法性标准，本质上将秦岭以北画家排除在“正统”之外。《画筌》所言“江南以韵胜，秦陇以骨胜”的二元对立论，将西北美学简化为“粗砺”，否定了其参与笔墨精微演变的资格。显而易见，这种创作主体的地域集中，导致西北地貌从未进入主流艺术视野。尤其是谢赫“六法”提出“气韵生动”，将氤氲水汽视为东方水墨传统最高美学标准时，水墨晕染、烟云留白的“正统”技法，在面对西北山水的苍凉悲壮时，只能陷入“技术性失语”。

　　《何以青绿》作为新国风潮遍全国的时候，静默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的张掖，应该做何感想？

　　事情似乎并不仅是山水画题材这么简单，深究下去，这竟是一个要牵动整个中国审美体系变迁的宏大命题。这个话题交给专门的研究者吧。

　　我只概括地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江南”在中国式审美中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等级的象征。在面对主流审美标准的“江南中心论”时，“塞上江南”就是典型的弱者心态。这样的弱者心态在西北大地铺陈了一地，延续了千年。当代张掖旅游宣传大量沿袭“不望祁连山顶雪，错认张掖作江南”标语，本质是将文化独特性兑换为经济效益的策略性妥协。这种对80年前旧诗话的路径依赖，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后发地区在全球化中缺乏文化定力的焦虑。

　　历史总会有一些改变。

　　转机出现在视觉消费的民主化时代：当年轻人不再迷信“黄山归来不看岳”，当短视频平台开始流行“废土风旅拍”，当更加注重生命体验的个性化旅游代替组团看风光的大众旅游的时候，当甘青大环线成为中国旅游热宠的时候，张掖终于等到不穿“江南马甲”也能出场的时刻。

　　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寸草不生的张掖丹霞火遍全世界的例证，已经揭开了张掖迎接世人审美改变的序幕。

　　去年初秋的一天，我和朋友在返回兰州途中，延明长城北侧驱车10公里，到达了硖口古城。彼时刚下过雨，浓雾升腾，戈壁滩上，蒿草丛生，羊群在静静地吃草。虽然从小生活在张掖，但那一瞬间，一种奇异而强烈的感受如铁锤般击中了我的内心。匈奴的悲歌、蒙古的铁骑、粟特商人的驼铃、大汉使者的脚步……仿佛都从天而降。那是一种完全无法替代的潮水般汹涌的审美体验。那一刻，“错将张掖做江南”的诗句显得无聊而软弱。

　　我想起一个曾经在山丹拍摄纪录片的杭州同行，在朋友圈里的几句话：当江浙沪还在为“围炉煮茶”的版权争执不下时，张掖人在火光熊熊的炒拔拉炉子旁感叹：我们穷得只剩下两千年历史的长城当背景了；当一二线发达城市的人为房价起伏焦灼不安的时候，张掖人说：看，我们的能见度是一百公里外的祁连山……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感谢罗家伦先生，尽管“错认江南”的修辞削弱了西北的主体性，让张掖沦为中原文化优越论的注脚，但他仍然首开了民国时期“边疆江南化”诗歌范式，挑战了固化千年的边塞苦寒书写。

　　真正的自信一定来源于对滋养了自己的本土文化深刻的理解之上。

　　大佛寺檐角的风铎，黑水国的残垣断骨，马蹄寺的洞窟叠影，长城褶皱的古老秘语，七彩丹霞的火焰纹章，大马营草原的万马奔腾，平山湖大峡谷的裂土诗行，北部大漠的日升月落，黑河湿地的鹤鹳齐鸣，康乐草原的牧歌嘹亮……3.8万平方公里的张掖大地，每一捧土里都埋藏着迥异于江南的美学密码。

　　张掖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否认与江南的历史性邂逅，而在于将这场“错认”转化为主体的觉醒时刻。唯有如此，张掖才能摆脱“他者化”的宿命，成为霍米·巴巴笔下的“第三空间”——既不臣服于“江南中心主义”，也不沉溺于“地方本质主义”，而是在文明接触的裂缝中，生长出独属于自己的美学价值。

　　如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张掖不是江南，张掖何必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