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洲访廉 | 碑石春秋 华章不朽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陈列馆内景。沈涛 摄（曲阜市纪委监委供图)

　　故宫博物院收藏《礼器碑》晚明拓本（局部）。《礼器碑》的书法尤为书家称赞，清代王澍的《虚舟题跋》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硬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碑刻是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纸质文献相比，它们是立体可感的，具有无可取代的文献价值与审美价值。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中收藏了诸多与孔府孔庙孔林及孔子后裔相关的碑刻，从中我们能品赏到古碑之美、廉洁之韵。

　　孔庙三碑 崇圣尊贤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大隐太喧嚣，小隐太冷落，所以不如作中隐。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正如一位中隐之士，择居于孔庙北侧，与孔府后门仅有一巷之隔。

　　不同于孔庙的画栋雕梁，迥异于孔府里的人声鼎沸，它只是一处朴素雅静的小院落。神兽石人，散发出古老的神韵；残碑断碣，沉淀着岁月的沧桑。门前的“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牌匾，字中有画，颇具古意。

　　陈列馆朴实无华，以貌取之者往往容易错过。但恰恰是在这里，收藏着数量颇丰的珍稀碑刻。1998年，此馆落成后，散落于孔府孔庙孔林、颜庙、周公庙、尼山等处的碑刻精华，渐次移居于此。

　　汉碑存世稀少，三字即可称宝，可谓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然而，此馆就有西汉碑刻6块，东汉碑刻18块，汉碑数量居全国博物馆前列。碑刻内容大致可分为题记、墓碑和祭孔祀典三类。

　　其中，《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被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奉为“汉隶圭臬”。

　　《乙瑛碑》刻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东汉设有鲁国，乙瑛曾为鲁国丞相。该碑记述了前鲁相乙瑛代孔子后人上书，奏请在孔庙设置掌管祭祀和礼器的专职官员“百石卒史”一人。乙瑛的公文，流转至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处，他们向皇帝奏报，获得批准后，他们向当时的鲁相发文，要求“选其年卌以上，经通一艺，杂试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任孔庙掌管祭祀和礼器的专职官员。当时的鲁相以公文的形式，回复对此事的办理情况。

　　《礼器碑》刻立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记述了鲁相韩敕倡议修饰孔庙、增置祭祀礼器，豁免颜氏、并官氏徭役等事。颜氏是孔子母亲的后裔，并官氏是孔子妻子的后裔，对他们进行优待，也是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尊崇。

　　《史晨碑》一石双面，两碑同刻。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十一日，史晨到鲁地为相，以“阐弘德政、恢崇壹变”为己任。“阐弘德政、恢崇壹变”即阐发弘扬孔子的德政主张，使鲁国一变而合于大道，《论语》中孔子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史晨捐出个人俸禄拜谒孔子，修缮孔子庙宅时，专门下令不许向百姓敛财。为方便百姓生活，他又在昌平亭下立会市，整修孔渎与颜母井两地之间的道路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史晨不失为一代清官良吏。

　　《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皆是汉代隶书的典范之作，尔雅简质中透露着庙堂气韵，方正沉厚间显示着肃穆庄重。历任鲁相皆以任职阙里为幸事，不遗余力地推动庙宇保护，完善祭祀礼仪，以仁政之举惠及鲁地百姓，也使自己的名字得以百世流芳。

　　家风传承 石刻为证

　　除了祭孔祀典外，汉代碑刻中亦不乏孔氏后裔为政治世、修身践言的佳作。如《孔宙碑》《孔彪碑》《孔褒碑》，寥寥数言便勾勒出“祖述家业、履方约身、兄友弟恭、帅礼遵德”的家风传承。

　　孔宙，字季将，孔子十九世孙。他少习庭训，熟读严氏《春秋》，忠恕待人，严于律己。当时，东岳县（今泰安市）常有匪寇骚扰百姓，朝廷多次派兵镇压都未能奏效。后来，孔宙被派往东岳县任泰山都尉。他深知单靠武力镇压，只能做到“民免而无耻”，唯有攻化其心、导之正途，才能让他们真心归服。孔宙到任后“以文修之”，旬月之间，土匪纷纷解甲服罪，从而彻底消除了祸患。任职期间，他知人善任、廉洁奉公，谨守家训、始终恭俭，此地得以太平无事。孔宙去世后，其故吏门生自愿捐资采石，使其功绩扬名后世。值得一提的是，后世以让梨而闻名的孔融，正是孔宙之子。

　　孔彪，字元上，孔宙之弟。他“帅礼不爽，好恶不愆”，即谨守礼节而没有丝毫差错，为人讲原则，不因外界影响而随意改变对人的态度。孔彪勤学好学却不致力于谋求官位，聘召多次方才出仕为官。他担任博陵（今河北定州、安平一带）太守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百姓，为民除害，总是在了解百姓的想法后再发号施令，因而受到百姓称赞。

　　《孔彪碑》中记载了他顺应民意而为、不强人所难的为政风格。在孔彪的治理下，博陵之地实现了“百姓乐正而归于德望”的大治。碑文中以“望如父母，顺如流水”“路不拾遗，斯民以安”等赞颂之辞形容其功业。孔彪幼承家学，谨遵家教家训，正道直行，堪为孔氏后裔为政以德的典范。

　　孔褒，字文礼，孔宙之子，孔融长兄，与东汉名士张俭友善。张俭因揭发宦官罪恶而遭陷害，被朝廷追捕，情急之下投奔孔褒。当时孔褒外出，只有孔融在家。张俭见孔融年少，没有言明自己的来历。孔融看出了张俭的窘迫，于是收留了张俭。后来消息走漏，孔褒与孔融都被抓了起来。孔融认为收留张俭是他的主意，应由其承担罪责。而孔褒却争辩说张俭投奔的人是他。官吏又问孔褒和孔融的母亲，母亲要求自己承担罪过。郡县官员不能判决，就向朝廷禀报了此事，最后归罪于孔褒。

　　碑文家风现，千载共辉光。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此碑在曲阜出土时，有人吟诗赞叹：“张俭亡命谁投止，鲁国孔褒堪依恃。事觉捕俭褒亦收，一门老幼力争死。死者千年骨已灭，私印犹存肝胆血。友朋一诺重千金，何烦印信合符书。石碑出土成臼科，独留名字终不磨。”虽碑文漫漶难辨，但碑中兄友弟恭、凛然争死的家风故事至今传颂在曲阜这片土地上。

　　千古石语，历史长歌。当情感映之于石，碑石便有了文化生命。一穿一晕，承载着历史的印记；一波一磔，记录了文字的嬗变。一方刻石便掀开了历史一角，让人一眼穿越千年，得窥历史最初的模样。闭目凝思，想见千载汉人风采；俯身侧耳，聆听历史原声对白。在古老的碑文里撷取零散的家风碎片，于探赜索隐中，感悟碑刻之中蕴含的立德奉公思想，不经意间又寻得一处廉洁文化的源头活水。（闫利纲）